文｜记者 何文涛 朱绍杰
图｜记者 梁喻 林心怡 刘畅 曾育文（除署名外）
“在古蜀文明的‘满天星斗’中，最闪亮的那颗无疑就是广汉三星堆遗址。”作为体现中华文明包容性、创新性和统一性的极佳范例，三星堆的每一次“苏醒”都足以“惊天下”。
11月30日上午，岭南大讲堂第九期特别邀请三星堆博物馆馆长雷雨开讲。作为长期主持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亲历多轮关键发掘、深耕古蜀文明研究数十年的权威学者，雷雨以“沉睡数千年，数醒惊天下——从三星堆看古蜀文明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为主题，分享数十年来在考古一线收集的资料与独家发掘故事，为广东观众带来鲜活的文明解读。
本次活动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指导，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主办，广东省博物馆（广州鲁迅纪念馆）协办。
以下是本次讲座的现场实录——
“蜀”字的解读与考证
古蜀国是位于四川盆地西部的一个古老国家，“蜀”是四川的简称，如同“粤”之于广东。
“蜀”这一名称多次出现在殷周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它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半部分被很多学者解读为一只大眼睛。然而，考古学者向来最为保守严谨，在三星堆被发现之前，我们对此解读将信将疑。
直到1986年发现一号坑和二号坑，我们看法有所改变。它们出土了大量人头像和人形面具，其中一件夔龙冠纵目青铜面具的眼珠非常特殊，向外凸出十多厘米。结合此前对古蜀国“蜀”字上部的阐释来看，这种理解确有一定依据。
当年一号坑和二号坑出土大量青铜制“眼形器”，夸张、抽象地表现眼睛，数量非常多，反映古蜀人对眼睛有一种特殊情感。我们认为这体现了他们对太阳和光明的崇拜。四川日照较少，因此有成语“蜀犬吠日”：蜀国的狗见到太阳都会叫上两声，因太阳难得一见。
“蜀”字的下半部，很多学者认为代表蚕。古蜀国第一代蜀王蚕丛教民养蚕，说明在蚕丛时代，养蚕、缫丝产业已较发达。考古上，在三星堆发现之前，我们未找到相关实物支撑。但2019年在新坑及一号坑、二号坑的很多青铜器上发现大量丝绸材料物，说明器物在被放入时外裹丝绸。丝绸的广泛使用说明3000多年前古蜀国丝绸业已十分发达，因此，目前对古文字中“蜀”字的相关阐释被认为是可信的。
三星堆早期考古史
古蜀国历史在正史文献记载甚少，现存资料显示其历经五个王朝：蚕丛、柏灌、鱼凫、杜宇与开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蜀地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统一管理。要全面了解古蜀国历史，除依托四川当地记载，基本上只能依赖考古发现。
所幸的是，近百年来我们在四川盆地西部发现、发掘了一大批距今5100年至2000多年前的古蜀文明遗址和墓葬，三星堆遗址最为突出。它延续时间长，等级最高，使早期古蜀文明的物质文化面貌得以呈现世人面前。
三星堆考古史可追溯到1927年。那年，广汉农民燕道成在自家门口疏通水沟，意外挖出400余件玉石器，这些都是贵族或者巫师用来祭祀的礼器。
时任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的美国人葛维汉获悉后，萌发了到三星堆做考古发掘的想法。他们发掘收获不少，出土一批玉器和石器。其中的玉琮是典型的中国文化器物，应受良渚文化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三星堆的考古工作大致可分几个阶段：上世纪50至70年代，因宝成铁路和川陕公路的修建，考古机构对遗址进行了配合基建的抢救性调查与发掘，初步认识其重要性；上世纪80年代起，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正式全面负责三星堆的系统性考古工作。
那以后遗址之名才正式确定。遗址现场有三个孤立土堆，文人附会为天上撒落的三颗星星。其实此名自清代嘉庆年间已有，于是依“最小地名”原则，定名“三星堆遗址”。
目前我们已基本掌握遗址的分布范围、堆积和保存状况：占地约12平方公里，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先秦时期遗址。其中心区域是由多道夯土城墙合围而成的巨大古城，合围面积大致呈方形，有3.6平方公里。按目前考古发现来看，在商代，它是仅次于郑州商城的全国第二大城市；若按城市体量衡量，地位堪比今天北京上海。遗址北部发现三座巨大的建筑基址，其中一座面积逾1000平方米，为商代中国南方最大单体建筑。
遗憾的是观众目前无法直接参观三星堆遗址。不过随着申遗工作的开展，后年大家应该就可以到三星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游览了。
两大祭祀坑 发现惊天下
1986年我们发现了两个距今约3000年的祭祀坑，出土文物造型奇特，几乎都是被烧、砸后才放入坑中，这种贵重器物的处理方式前所未见。所以这两个祭祀坑很快震惊世界。
那次发现极为偶然。1986年，砖厂工人在取土时挖出人头像和部分玉器，随后考古队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坑内用火痕迹明显，青铜人头像脖子部位被烧卷边，可想当年火焰之烈。在博物馆看到的金杖是直的，但当时在坑里它是弯的，证明当年是被扭折处理后再放入。
抢救性发掘时我们挑灯夜战，因担心文物安全，又正逢夏天雷雨季。而最犯难是给出土文物命名，很多器物在教科书上没出现过。在商铜纵目面具被抬出坑之前，有人甚至误认它为太师椅。现在已有官方解读，据文献记载，第一代蜀王蚕丛的眼睛是竖的，因此通常认为这是蚕丛形象。
三星堆文物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具有极高辨识度，拥有青铜时代最多的青铜雕像、贴金面青铜人像、最多最大的青铜面具，以及数量最多的象牙、最高的青铜神树和单体人像等“世界之最”。
除青铜器外，金器也极具特色。3000多年前，中原地区对黄金兴趣不大，主要用于制作小件首饰。而三星堆采用大量黄金制作面具和权杖，这些都是当时中原所未见，是古蜀文明一大特质。三星堆风格的器物群基本包括青铜像、人像、神像、面具、神树、神坛及太阳形器等，共同构成其最辉煌、最能体现古蜀文明特质的珍宝体系。
“全民祭祀”
三星堆出土青铜器的核心造型特征主要为人像、神像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半神像，其题材尤其侧重宗教活动中的各级神职人员与部落领袖形象。全身人像一般被解读为祭祀人员，人头像则多被认为代表世俗贵族，如部落领袖。全身人像造型丰富多元，姿态、发型各异，部分手持祭祀用具，充分体现出三星堆文化对这类题材的偏好。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黄河流域为代表的中华文明核心区域的青铜器，核心主体是一套以装酒、盛肉等实用功能为基础的青铜礼器体系。这类礼器由贵族或祭司掌控，既是身份等级的象征，也是礼制秩序的物质载体。祭祀时用于仪式，死后随葬以彰显地位，形成一套完整礼制规范，是黄河流域青铜文明的典型特征。
简言之，三星堆青铜文明以“人像”为造型核心，而中华文明核心区域则以“容器类礼器”为核心载体，造型主体的差异折射出不同区域青铜文明的独特精神内核与社会形态。
与中原商文化相比，三星堆文明神权色彩更浓，祭司集团的影响力可能远胜世俗贵族。三星堆大概率存在“全民祭祀”风潮，层级分明，上至国王、下至百姓，祭祀贯穿各阶层。“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但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却呈现出“重祀轻戎”。遗址几乎未见兵器，却遍布各类神器。这表明三星堆可能是以神权为核心的政体，社会结构与中原王朝明显不同。
我认为这种说法有其合理性。正是由于三星堆文化这种狂热的祭祀，把最好的资源都贡献给了神明，而不是用于正常生产生活，所以这一政体注定不可持久，成为历史长河中的昙花一现。
三星堆文化面貌复杂，是本土特征占主导地位的多元复合型文化面貌。我们目前从遗址发掘出土五万多件文物，其中绝大多数是陶器和石器。陶器在考古研究中尤其重要，因为它对判断遗址年代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其价值源于陶器“易碎”的特性，使得变化易于观察；相比之下，金器和青铜器材质坚固耐用，经漫长时间，器型和风格也难发生大的改变。
六大新坑的发现
接下来介绍一下2019年以来的新发现成果。三星堆出名之后，成为四川文旅所谓“三九大”（三星堆、九寨沟、大熊猫）的头号IP。
“只有这两个坑吗？”媒体这样问、公众这样问，我们当时压力很大。后来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了，没想到还真一下子又找到六个新坑。
连续发现六个新坑后大家特别兴奋，立刻投入大量精力发掘。这次发掘创新性采用了全球首创的全封闭考古方舱技术。在大棚内部将各坑体单独罩设密闭方舱，保持恒温恒湿，同时配备各种功能的保护系统，为象牙、丝绸等脆弱文物提供预防性保障。
实际上开展发掘工作的都是年轻人，因新坑底下全是各种器物，没法下脚，所以都是趴着工作，再年轻，一个小时也得换一批人，因为长时间趴在坑底，血液倒流会导致眩晕。
对六个新坑的发掘工作，四川抱着极其开放的态度，容纳了北大、上大、川大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个单位。三号坑是上海大学，四号坑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五、六、七号坑是四川大学，因为五、六号坑规模较小，就安排在一个方舱内进行挖掘，北京大学是八号坑。发掘过程中四家单位“同台竞技”。
接下来介绍这六个坑的发掘简况。每个坑挖开上层填土后，下面是灰烬层，灰烬下面就是器物，器物第一层一般是象牙，这是大坑的规律。
三号坑出土的巨型青铜人面具，和当年二号坑出土的面具体量一样。除了巨大的青铜人像以外，也有很多迷你小型青铜人像出土。
青铜顶尊跪坐人像是一件典型三星堆风格全身人像，跪姿，头顶一个“大口尊”，是中国最传统的礼器之一。古蜀人将顶礼膜拜的意境表现得淋漓尽致。
八号坑出土青铜方尊，目前这样的方形尊仅两件，另一件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尊”在中原一般用来装酒，但三星堆出土的这件几乎未检出酒的残留。那里面放什么？放海贝（玉器等）。四川地区不靠海，海贝主要靠贸易得来。可见八号坑青铜方尊虽借用中原礼器形制，却保留三星堆自身的使用方式。
我们负责的四号坑在发掘初期遇到困难，第一层的象牙烧毁严重，保存状况差，很难发掘取出。直到出土这组青铜扭头跪坐人像，我们方感欣慰。三星堆出土的上百个青铜人像和人头像中，写实的、没有戴面具只有五件，这就占了三件，且在其他坑里都未发现。此外，三件人像的外观更接近现在中国人的面貌，表情生动写实。
五号坑满坑都是黄金器物，我们常说考古人面朝黄土背朝天，但五号坑的队员常开玩笑说自己是“面朝黄金背朝天”。
六号坑内有一个棺材大小的木箱，箱内侧还有朱砂。我们曾对其抱很大期待，但结果令人失望，箱内未发现任何肉眼可见器物。后来技术检测到强烈的丝蛋白信号，才反应过来应是一箱已泥化的丝绸。
七号坑是个大坑，出土造型奇特的“龟背形网格状器”，像两片荷叶一样的网格状青铜，把一件像龟背形状的玉器夹在中间。黄金树叶被做成鱼的形状，上布圆孔，我们推测是挂在青铜神树上。青铜神树挂满黄金树叶的场景光是想象就让人震撼，可以想见古蜀文明盛况。
八号坑的神坛非常有意思，是复杂的组合类器物。神坛上人物众多，展现了古蜀人祭祀场景。这类器物最能表达三星堆文化复杂深邃的价值观、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高超的青铜铸造水平。
“最有个性，也最调皮”
“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曾说过，鉴于古蜀文明的独特性，如果不深入研究古蜀文明，就无法构建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完整图景。随着三至八号坑的发现，我们意识到先生这句话的贴切。
他强调了古蜀文明的独特性，中华文明在多元并存的阶段时，兼容了很多区域性的文明。我认为古蜀文明是众多区域性文明中最独特的一支，最有个性，也最调皮。它表达等级和权力的体系和中原不同，中原是“九鼎八簋”，鼎是中国最具标志性的青铜礼器，但古蜀文明只有青铜尊。
“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西北方是游牧民族区，东南方是农耕文明区，这两大文明很早就产生持续不断的战争与贸易往来。在两者的接触地带，考古学家称之为“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该区域的文化面貌通常特别复杂，而三星堆遗址正好位于其边缘。
以多件文物的细节为例，它们身上有很多典型的中国元素符号。如跪坐人像手里拿着牙璋；三星堆风格人像常常头顶各式的尊。即便那些看起来最独特怪异的青铜器，其铸造技术和合金比例与中原地区同时期的青铜器亦属同一系统。
总之，三星堆的发现可说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世人对古蜀文明发展水平的传统认识。
古蜀文明的存在，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青铜文明的内涵，它是中华文明丰富性、多样性的最好表达。三星堆的魅力不仅在于其独特的文物，更在于它是中华文明包容性、创新性和统一性的极佳范例。独特瑰丽的古蜀文明，昭示了我们中华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多元阶段的多样性，也显示了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发展进程。
现场问答
观众一：在考古研究过程中，如何避免凭数据解读一切的盲目崇拜与靠模糊猜想解读文明这两种极端？
雷雨：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让数据说话不能叫误区，应该是前进的方向之一。如果能够有更多数据来支撑我们回答一些历史问题的话，应该是可以很好助力考古研究工作的。
另外，我认为文科生和理科生，或者说科技考古人员和田野考古人员，应该结合起来。我们首先要理解这些技术数据，去剖析去阐释，并不是所有数据都有助于考古研究中的问题解决。不同方向的考古工作应当更好地磨合，相辅相成，一起寻求破解考古难题的最优解。
观众二：您提到三星堆发现出土了上百件人像，我们应怎样判断神像、人像以及半人半神像？
雷雨：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全身像比较好判断，它们姿态各异，有站姿、跪姿等等，有些手上还拿着象牙、鸟、藤条、蛇，我们一般推测这些都是在神坛上。因为神坛器物中往往有各式各样的全身像，我们通常认为它们是和祭祀活动相关的神职人员。而那些包括戴金面具在内的人头像，我们一般把它理解为当时的世俗贵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