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
四年前，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成立，我赶鸭子上架，忝列首任院长。当初的设想是，四年任期内，希望达成以下三个小目标：第一，让潮学在全国学界有能见度；第二，让暨大的潮学研究在广东以及潮汕地区被认可；第三，让潮学对青年学者有吸引力，因而具备可持续性。现在看来，这三个小目标，基本都已实现。
面对这皇皇十大卷《潮学集成》，我终于可以松口气，且愿意把话说开、说满、说绝——这套大书不仅将影响此后三五十年潮学研究的学风以及方向，而且对其他“地方性学问”的建立与拓展，也会起很好的启迪与督导作用。
在《在“文学史著”与“出版工程”之间——〈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导读》（《现代中国》第十五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7月）中，我讨论了1935-1936年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刊行的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学术思路、出版策略以及长远影响，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此乃《潮学集成》追摹的目标。而同年撰写的《依旧“关注‘现代中国’”》（《中华读书报》2014年7月16日），则介绍我2002—2008年间为湖北教育出版社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存”，如何兼及“史家眼光”与“选本文化”，将巨大的信息量、准确的历史描述以及特立独行的学术判断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即便多年后的今天，“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存”这套丛书的立意、宗旨与编辑思路仍然站得住脚；更值得骄傲的是，这套丛书的编者阵容十分强大，各书主编均为该领域的领军人物。可原本计划一百卷，最终只刊行了15种。此乃民间学术的宿命——很有创意，不拘格套，但因人力物力所限，多成了“半截子工程”。
这才能理解为何我谈论《潮学集成》的成功，在致意各卷主编及选文作者的同时，要特别感谢暨大潮州文化研究院、暨大潮州文化研究基金以及商务印书馆。正是这三者的通力合作，使得作为一种地方性学问的“潮学”，有可能在短短三年间萃取精华，集结成军，然后堂堂正正地走向全国乃至国际舞台。
下面我谈谈参加两届潮学奖评审的体会。
第一，获奖作品的水平实在不容小觑。在我看来，吴国钦/林淳钧的《潮剧史》，以及黄挺的《潮汕史》，比起获教育部颁发的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的众多名作，一点都不逊色。其他获奖著作，也可比肩各省市自治区的人文社科著作奖。
第二，获潮学奖者，如第一届的杨方笙，第二届的陈民镇、黄晓坚、肖玉华等，他们都不是“家己人”，不大会讲潮汕话，但同样可以在“潮学研究”方面取得骄人的业绩。评审时不考虑作者籍贯，或是否讲潮汕话，这是“潮学”走向全国的关键性一步。
第三，广东学者乃“潮学”的主力军，这理所当然。但获奖对象并不限于广东高校，比如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志贤、北京语言大学陈民镇、北京大学张静芬等。我相信，“潮学”的逐步展开，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地高校师生。那个时候，“潮学奖”才可能真正走出广东。
第四，梳理这两届潮学奖的评审，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获奖者中，好几位并非学院中人。不管是教育部奖，还是各省市自治区的人文社科著作奖，获奖者基本上都是大学（含党校）教师，或社科院研究人员，极少“独立学者”（或曰“民间学者”）。我曾多次论证，从事人文学研究的，不一定念博士，也不一定当教授，完全可以自学成才，也完全可以业余写作。评审时，没有一个委员质疑这些获奖者的学术背景，大家都倾向于“就书论书”。稍微了解全国乃至各省市自治区学术著作评奖的过程及结果，当能明白此举的意义——不以单位论英雄，这说明潮汕地区教育及文化根基深厚，各行各业中对学问有兴趣的大有人在，因而随时可能爆冷门，出现让人意料不到的好作品。
从研究院创立之初的慷慨陈词（参见《专访暨大潮州文化研究院院长陈平原：对潮州文化的传播转化值得用心用力》，《羊城晚报》2021年9月17日），到两年前首次披露《潮学集成》工作计划，称“这既是一种知识积累，也是一种学术表彰，更是一种精神标杆”（《潮学的魅力及可能性》，《羊城晚报》2023年12月18日），再到今天初尝收获的喜悦，我的最大感想是：“潮学”虽小，但有广阔的回旋余地，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节选自作者11月25日在暨南大学举办的《潮学集成》发布会暨第二届潮学奖颁奖仪式上的致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