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鸣
引言：青苔之喻与学术反思的深意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王维笔下那抹穿透密林、轻抚青苔的余晖，恰如金光亿主编《复照青苔：反思我的首部民族志》给予中国人类学界的启示——在学科发展的茂密丛林中，那些被时光覆盖的学术初痕，正待被重新照亮。这部由商务印书馆2025年推出的著作，以14位学者对自身首部民族志的自我解剖，构建起方法论深度对话。当民族志这一人类学核心研究方法，在全球化与后现代思潮冲击下面临本体论危机时，《复照青苔》以独特反思视角，揭示了学术探索中的困境与突围路径，以“人的民族志”为核心命题，重申了文化实践中主体性的重要。它的价值恰如青苔之于森林，虽不张扬却蕴含生命延续密码，映照出中国人类学走向世界的深层可能。
一、民族志的本质：以人为本的学术实践
民族志（Ethnography）通过深度参与观察和文化阐释，系统记录、分析与呈现特定群体或文化的整体生活方式。核心在于理解文化内部的逻辑、意义与实践。
（一）以“人”为本的实践性记录
民族志区别于历史文献或统计报表的根本特征，在于其聚焦文化中行动者的主体性。黄剑波强调，若忽略吴庄基督徒的日常信仰实践，基督教便易沦为政治经济的附庸（页188）。这说明只有深入行动者日常生活，才能真正理解文化现象背后的意义网络。马林诺夫斯基的“参与观察”原则至今仍是民族志研究的基石。在特罗布里恩群岛的田野中，他不仅记录了库拉交换的经济行为，更通过长期参与观察揭示了这一交换体系如何维系社会关系、建构身份认同。这种研究取向在书中得到传承创新，学者们不再满足于静态的文化描述，而是深入行动者生活世界，探寻文化实践内在逻辑。
（二）方法论的二元统一：参与观察与深描
民族志方法的独特性在于现场感和亲身体验。杨德睿在道观居住学习，展现出研究者需长期融入社区体验文化规则，才可能“深描”（Thick Description）。张亚辉在晋祠水权研究中，通过水利仪式细节揭示宋明儒家伦理与民间巫术的共生关系。这种方法要求学者不仅是旁观者更是参与者，是记录者更是阐释者。
（三）批判性自反：研究者立场的自我审视
随着人类学后现代转向，民族志研究逐渐承认研究者立场对知识生产的塑造作用。梁永佳自省早期研究将大理白族简化为“汉化/本土”二元框架（页68），揭示了预设框架可能对文化现象造成扭曲。杨德睿反思“科学抽离”可能遮蔽宗教体验神圣性（页179）。法国哲学家福柯关于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论述在此得到呼应——学术研究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研究者的位置性决定了知识的生成方式。
二、传统民族志的困境与突围路径
《复照青苔》的价值，更在于对传统民族志困境的深刻揭示与突围路径的探索。它系统梳理了民族志研究面临的几大核心困境并提出突围策略。
（一）静态社区单元与流动网络的张力
传统民族志往往将研究对象视为静态社区单元，忽视文化实践的流动性特征。梁永佳坦言对大理白族的研究受困于“社区”单元，将动态朝圣网络压缩为静态结构，忽略了历史纵深的“宇宙地图”（页47-78）。杨渝东在反思苗族迁徙研究时指出，早期田野因执着于村落边界而错失“逃避统治的艺术”（斯科特语）这一区域视野，未能捕捉山地社会与国家的弹性互动（页79-102）。段颖以泰缅边境的流动经验揭示“多点民族志”的陷阱，言唯有跟随行动者轨迹才能理解“无处非中”的地方性（页103-131）。
（二）理论模型与经验现实的断裂
理论模型的过度应用常导致经验现实的扭曲。舒萍反思湘西茶农研究，发现“国家-地方”二元框架掩盖了市场作为“第三领域”的斡旋作用（页327-346）。刘宏涛在彝族亲属制度研究中意识到，早期对规则的结构化梳理牺牲了实践中“琐碎的妥协”，而正是这些矛盾维系了社会生命力（页344-373）。黄志辉的劳工民族志直指方法论匹配问题：当劳动周期与田野周期重合，民族志深描方能捕捉“异质性历史”，超越社会学对“底层”的均质化想象（页374-396）。这些反思表明，民族志研究需在理论与经验间保持张力，避免理论模型对经验现实过度简化。
（三）神圣性与科学性的抵牾
民族志研究中长期存在神圣性与科学性的张力。杨德睿以道士与占卜研究为例，揭示宗教人类学的悖论：民族志的抽离性要求虽能防止“变成土著”，却也阻断了与神圣性的交融体验（页159-182）。黄剑波在基督教研究中提出“身份自觉”伦理——研究者需警惕自身信仰立场遮蔽“地方神学”（页183-226）。李耕则从江湖术士的“关联性思维”中发现，逻各斯中心主义无法统摄占卜实践的宇宙观连贯性（页227-246）。这些反思挑战了科学主义在民族志研究中的霸权地位，呼吁寻求科学性与神圣性的平衡。
（四）历史感缺失与多元时间性的重构
历史感缺失是多数反思的共性。龚浩群指出，泰国研究若脱离殖民与现代性交织的“多元时间性”，宗教复兴便仅剩政治经济学注解（页247-271）。郑少雄通过康定土司的生命史，试图以“虚虚实实的资料”缝合正史与民间记忆的裂隙，却因未能深入日常世界而留下遗憾（页272-296）。最具突破性的是张亚辉重读晋祠水权：他将水利治理从魏特夫的“专制模型”中解放，置于宋代以降儒家伦理与民间巫术的共生脉络，揭示“静态权力”如何被动态实践瓦解（页397-422）。这些反思表明，民族志研究需重建历史维度，关注文化实践在时间长河中的演变与延续。
三、民族志的终极追问与当代回应
《复照青苔》围绕“为谁而写”“如何避免文化霸权”“是否可能‘真实’”三大核心问题展开讨论，不仅是反思集，更是关于民族志终极价值的学术对话。
（一）为谁而写：学术使命与生命质感的平衡
传统上，民族志提供“他者镜像”，但张文义强调：民族志需让读者品尝到“景颇鬼鸡的味道”，即在理性论证中传递生命质感（页148）。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中同样表达这一关切——民族志不仅是科学报告，更是对人类多样性的诗意记录。当民族志同时满足学术诉求与人文关怀，才能真正实现跨文化理解与对话。
（二）如何避免文化霸权：本土化与知识共生的可能
金光亿呼吁警惕“本土化”沦为口号（页31），需如陈晋笔下的纳人达巴那样，在研究者与对象的误读中实现知识共生（页315）。这一观点呼应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关于“底层能否发声”的讨论——民族志研究需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建立平等的知识生产关系。萨义德对东方主义话语的批判在此得到延伸——民族志研究须警惕将“他者”固化为静态、单一形象。中国学者通过自我解剖，探索了一条从“写文化”到“写自身”的路径，将后殖民批判转化为内在省察，如陈晋所展示，在研究者与对象的相互误读中，知识再生产本身成为“无相之相的自我钩沉”（页297-326）。
（三）是否可能“真实”：客观性神话的解构与重构
民族志不追求绝对客观，而致力于呈现文化持有者的意义世界。这一观点解构了科学主义对客观性的迷思，承认民族志研究的解释性与建构性。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曾言：“民族志不是发现事实，而是编织有意义的叙事。”当民族志能够正视自身局限性，才能更接近文化的真实——不是绝对的、单一的真实，而是多元的、协商的真实。
四、反思视角的独特价值与学科启示
《复照青苔》最显著特色在于其独特反思视角——让学者们回头审视自己的“学术处女作”为学科发展提供的宝贵成长印记。
（一）自我解剖的学术勇气
金光亿在导论中提出“民族志何以今日再议”核心问题，梳理了民族志从19世纪进化论到当代后现代主义的演变脉络，特别强调“人的民族志”。各章节亮点纷呈：梁永佳坦承第一本民族志“缺乏历史纵深”，杨渝东反思苗族研究中“社区调查”局限，段颖用“流动”概念串联东南亚田野，张文义提出“讲好故事与做好论证”的平衡……这些反思直击人类学方法论要害，展示了学术成长的必经之路——在自我质疑与修正中不断精进。
（二）学科发展的深层启示
金光亿开篇直指当代民族志研究核心困境：当“田野调查”“深描”等术语被泛化为实证研究标签，民族志本体价值反遭消解。他对照《写文化》的西方视角，强调中国学者需在“本土化”语境中重新锚定民族志的伦理与技艺，从而打破“一次性自我批评”局限，使之成为“撒播在田里的种子”（页1-46）。这一框架既为全书奠定批判基调，也揭示了人类学重建学科认同的迫切性。《复照青苔》不仅促进了对西方理论霸权的反思，更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民族志方法论体系提供了重要启示。
结语：青苔之下的学术微光
《复照青苔》书名隐喻其学术价值。这部带着“痛感”的反思集彰显了一种稀缺的勇气：在工具理性主导的学术生产中，年轻学者以自我批判为火炬，照亮了民族志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本质——它不仅是知识生产的技艺，更是研究者与世界相互叩问的生命历程。
正如金光亿所言：“民族志的核心要件是再现有‘人’存在的文化实践。”（页43）在学术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人类学需要更多反思精神——不惧暴露自身局限，勇于直面方法困境，在批判与自我批判中寻找前行道路。愿《复照青苔》引发的思考，能够如那穿透密林的光辉，持续照亮中国人类学未来的探索之路。
（作者是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荣休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云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类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