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平
“实用”和“审美”一直被认为是毛笔书法的两大功能，然而对何为“实用”何为“审美”的理解却存在巨大误区。毛笔作为传抄工具的实用功能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它“怡情悦性”的一面却在长久发挥作用。同为“怡情悦性”，在当代被称作“审美”，在古代却被认为是“玩物丧志”，分歧关键在于对何为“用”存在不同解读。陈献章《认真子诗集序》云：“夫诗小用之则小，大用之则大。可以动天地，可以感鬼神，可以和上下，可以格鸟兽，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皇王帝霸之褒贬，雪月风花之品题，一而已矣。小技云乎哉？”（《陈献章集》卷一）书法亦如此。在当代人工智能背景之下，书法所具的“寓学”和“调性”的“大用”将会重新焕发，重温岭南先贤陈白沙先生有关论述，可让我们获得新的启示。
一
作为儒者，陈献章强调“道”比“艺”更重要。对于那些耽于笔札的朋友，他表示担心：“惜其所急者笔札间细事，某且引之于道。”（《陈献章集》卷二《与张廷实主事》）不过，在实际事行中，陈献章认为“道”与“艺”并不对立，而是统一于人“性”。陈献章诗云：“调性古所闻，熙熙兼穆穆。耻独不耻独，茅锋万茎秃。”（《陈献章集》卷四《观自作茅笔书》）湛若水《白沙子古诗教解》卷下对此的解释是：
此先生作草书以寓学也。如明道作字时甚敬，即此是学之意。……又言“氤氲若初沐”者，乃古人调性之学，所以有熙熙而光明，穆穆而和敬者。（《陈献章集》附录）
湛若水的疏解可概括出两个关键词，即“寓学”和“调性”，这也是陈献章论书的主要观点。所谓“寓学”，“如明道作字时甚敬，即此是学之意”；关于“调性”，本于邵雍：“平生无苦吟，书翰不求深。行笔因调性，成诗为写心。”（《击壤集》卷十七《无苦吟》）其核心思想是要求自然的书写，这与“以书为乐”的思想异曲同工。陈献章也主张“以书为乐”：“东园集茅本，西岭烧松烟。疾书澄心胸，散满天地间。聊以悦俄顷，焉知身后年。”（《陈献章集》卷四《漫题》）。陈献章认为：“自然之乐，乃真乐也”（《陈献章集》卷二《与湛民泽》）。简单地说，性上所发之乐才是真乐，所谓“氤氲间”“初沐时”皆就性上而言，其基本特征是自然，在勿忘勿助之间，所谓“行如云在天，止如水在渊”。湛若水对此曾作精当发挥：
及乎晚年，造诣自然，曰“熙熙穆穆”，故其诗曰“氤氲觉初沐”。夫书而至于初沐氤氲，熙熙穆穆焉，则超圣入神，而手笔皆丧矣。此与勿忘勿助之间同一天机，但要人入神会矣。因书以归周氏，使知因书入道，以得夫自然之学焉，不徒玩耳目于翰墨之间而玩物丧志也。（《湛甘泉先生文集》二十一《跋周氏家藏先师石翁初年墨迹后》）
“调性”和“寓学”，前者“因书入道”，后者“道寓于书”，是相联系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至于所寓之“道”和“寓”的方式,关键即在“自然”二字，换句话说，陈献章对于书法的论述是他整个自然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
陈献章是一个“心学”家，他对书法的论述也有“心学”内涵。与其主张书法“调性”相类似的是，陈献章也指出了书法的另外两个功能。他说：“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调吾性，予所以游于艺也。”如果说“调性”是陈献章对书法哲学本质的概括，那“陶情”和“正心”则是对书法审美特征和社会功用的肯定。
心、性、情是宋明理学的重要概念范畴，大要而言，“心”统“性”“情”，性静而情动，性未发而情已发。陈献章说自己的书法：
予书每于动上求静，放而不放，留而不留，予之所以妙乎动也。得志弗惊，厄而不忧，此吾所以保乎静也。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刚而能柔。形立而势奔焉，意足而奇溢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调吾性，吾所以游于艺也。（《陈献章集》卷一《书法》）
所谓“动上求静”即摄情归性。《白沙子古诗教解》卷上《赠陈秉常》：“性者，心之生理，何尝不正？有不正者，情也。邪思之，情之流也；故思无邪，所以节情之流而正其性也。”陈献章对于“情”采取较宽容态度，但并未超越其时代，他对于情的论述不可能走得更远，这与明代中后期风起云涌的“主情”美学思潮还不能同日而语。陈的意义在于，于程朱理学一统天下时代，通过借古开今方式，为“情”的抬头放出一线光明，也为明代书法思想从理学桎梏下解放出来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陈献章并未对书法的审美特征有更多阐述，他更感兴趣的是书法所负载的社会道德功能。他将书法的各种风格变化与人的性情联系，最后归结为如何“正心”的问题。
他要求学者向内用功，通过“安静以待终”（《陈献章集》卷四《病中写怀寄李九渊》）的修养方式，归全功于自我，得源泉之涓涓，在虚静境界中把握万物存在，解其天弢而恢复本性。陈献章认为，性乃天生，是自然之性，只不过因人欲遮蔽才导致“坏其性”结果。
因此，摒除习气是实现“以正吾心”的基本条件和内在要求，他用一句诗概括：“习气移性情，正坐闻道晚。”（《陈献章集》卷四《示李孔修近诗》）陈献章之所以强调“静坐”致功，根源于对两种“为学”方式的区分：“夫学有由积累而至者，有不由积累而至者；有可以言传者，有不可以言传者。”（《陈献章集》卷二《复张东白内翰》）
就书法修为而言，这些论述同样适用。自宋代以来，书法讲究“书卷气”，这成为文人共识，读书万卷更是书家自觉追求。陈献章主张静坐，反对读书穷理。认为应该“以我观书”，反对“以书博我”。《陈献章集》卷一《道学传序》：“学者苟不但求之书而求诸吾心，察于动静有无之机，致养其在我者，而勿以闻见乱之。去耳目支离之用，全虚圆不测之神，一开卷尽得之矣。非得之书也，得自我者也。盖以我而观书，随处得益；以书博我，则释卷而茫然。”他认为读书须与明心结合，二者有渐次之分。主张先本乎明心，而后“体认物理，稽诸圣训”，这样才能做到“各有头绪来历，如水之有源委也”（《陈献章集》卷二《复赵提学佥宪》）。究其宗旨，乃在于“夫学贵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后博之以典籍”（明·徐纮《明名臣琬琰续录》卷二十二《翰林检讨白沙陈先生行状》）。即主张顿悟后渐修，而且是积累之功在后。这种看法在台阁体横行的“优孟”时代确实振聋发聩。
三
陈献章采取“静坐”的为学方式，目的是要恢复人被遮蔽已久的自然之性，但此自然之性不是动物性，而是被提升的人性，充满儒家道德内涵，占验标准是儒者“性情”和“气象”。陈献章《与罗一峰》：“学者先须理会气象，气象好时，百事自当。”（《陈献章集》卷二）儒者的“气象”和“性情”需要符合的要求是“变急为缓，变激烈为和平”，这也成了陈献章对文艺的要求：“欲学古人诗，先理会古人性情是如何。有此性情，方有此声口。只看程明道、邵康节诗，真天生温厚和乐，一种好性情也。（《陈献章集》卷一《批答张廷实诗笺》）。
陈献章虽没有以此来明确要求书法，但从对书法“放而不放，留而不留”“得志弗惊，厄而不忧”“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刚而能柔”的描述中可窥见其所倡导的中正平和审美祈尚。
陈献章没有也不可能面面俱到论述书法，他对书法的一些理解需从其哲学思想中寻绎，其学生湛若水的传释是重要媒介。湛若水《重刻白沙先生全集序》在阐释其师“自然”这一概念内涵时说：“盖其自然之文言，生于自然之心胸；自然之心胸，生于自然之学术；自然之学术，在于勿忘勿助之间。如日月之照，如云之行，如水之流，如天葩之发；红者自红，白者自白，形者自形，色者自色；孰安排是？孰作为是？是谓自然。”（《陈献章集》附录） “自然”无疑可看作是陈献章对书法境界的最终要求，而陈献章的书法创作也因实践了这一原则得到后人充分肯定。
四
陈献章主张“自然”的书写，将书法作为“调性”“陶情”“正心”的手段，这是对人性的回归和对书法“大用”的肯定。他特别重视“生机”“源泉”“真乐”，这一切都归于“自得”。在“自得”前提下，主张“以我观书”“致养在我”“因书入道”，强调书法“寓学”和“调性”的特质，从而将书法导向与人的“心性”与“天道”相结合的道路。
回头看当前书法创作，最大问题就是“无我”，具体表现为“三无”，“无真心”“无真情”“无真性”，流行的“展览体”本质上是一种浅层次书写，被人工智能所取代是迟早的事。其次是“有欲”，即学习书法的功利性太强，学术者心中横亘着“把字写好”的欲望，降低了因书入道的可能。
人工智能的勃兴首先会冲击“低度”的美术，同时也会淘汰“浅层”的文学。从积极一面看，在一定程度上能阻挡书法美术化步伐；但从消极一面看，会加剧书法与文学的割裂。然不管怎样，书法“调性”功能会愈发彰显，而原本“把字写好”的目的论，必将转变为“好好写字”的“寓学”过程。
书法在中国文化中享有极高地位，其地位之所以高，决不在能够“发挥文者”，也不在是“无形之相”，而是能直指人心，体现人性深度和人之为人的生命温度，以此区别于二进制“算法”。中国文化的目标是天人合一，但在人工智能时代，需要人机分离，因“机器”并不具备“天道”属性。与人性深度结合的毛笔书写，在这一关系人类未来命运的“大决战”中，定会发挥更加有效和积极的作用。
（作者是广东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华南师范大学书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