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与南粤】
“没有四舅邓尔雅，便没有容庚。”著名古文字学家、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容庚生前屡屡如此感慨。
容庚是名动天下的学者，他这句话并非完全自谦，其舅邓尔雅是近代著名篆刻家、书法家、文字学家，亦是岭南文化进程中的重要一员。
2024年适逢邓尔雅诞辰140周年，逝世70周年。“一脉尽风流——纪念邓尔雅诞辰140周年特展”正在他家乡东莞莞城美术馆展出，观者如潮。
特展通过邓尔雅的书画、篆刻作品及相关文献，既呈现了他独特的深厚学养与艺术面貌，也展现了邓尔雅一脉及东莞的容、邓两大文化家族近代以来的文风家风传承赓续。
8岁执刀刻石，13岁临摹古印，15岁教书育人……邓尔雅幼承家学，诗文、篆刻、书画兼擅，尤以篆刻、小篆最著。他还精研文字学、印学，著有《邓斋印雅》《印媵》《印学源流及广东印人》以及数十万字的《文字源流》等，治学之严谨、授业之热忱，接连滋养了容庚、容肇祖等一代岭南学问大家。
邓尔雅曾说：“吾国不患无研究之人，而患无研究之毅力，不患无研究之方法，而患无研究之常知。”他毕生精研国学、坚毅笃行，守护中华文脉，正是岭南学人的杰出代表，百年之后仍激励着学林后辈不断攀登文化的高峰。
1、书香传家，治学有道
进入“一脉尽风流——纪念邓尔雅诞辰140周年特展”展厅，一幅邓尔雅亲笔画作《忆旧图》立刻吸引了观者的目光。画中细腻地描绘了庭院、树木、石山等岭南特色景致，是画家对童年时光的深情追忆，更寄托了他对故土东莞的深厚情感。
邓尔雅的原籍在广东省东莞市的莞城，始祖自江西迁锦田（现属香港新界），后分为五大房，散布在岭南两广的东莞、高州、梧州等地。明代万历进士、十四世邓云霄（1566-1631）从东莞竹园迁入邑城南街，此后邓云霄后裔在此繁衍，聚族而居。
邓尔雅之父邓蓉镜（1834-1902），字莲裳，清同治甲子举人、辛未翰林，加二品衔花翎，后担任江西督粮道，晚年曾任著名岭南学府广雅书院山长。
1884年1月27日，邓尔雅出生在北京，初名邓溥，字尔雅，以字行。生于北京，4岁随父往江西，随后南归广州，在父亲担任广雅书院的山长时，邓尔雅侍读左右。
他在回忆这段岁月时写道：“老屋治经灯可味，湖舫学钓雨如丝。先君爱我书声好，多少亲恩辄未知。”我们仿佛听到了邓尔雅挑灯苦读、书声琅琅的场景。
邓尔雅自小以石材代替玩具，8岁开始篆刻生涯，有“早年金石号神童”之誉。他小时入读私塾，旁听兄长上课，学《文字蒙求》《说文部首》，已略知六书体例，打下扎实的小学根基。
他在广雅书院侍读时，曾问学于黄岂乡，后师从何藻翔，他们都是清代名儒陈澧的再传弟子。可以说，邓尔雅间接继承了陈澧“由经学而小学，由史学而金石，由金石而至书法、篆刻”的思想，其学术及艺术成就自有渊源。
邓氏一门都与篆刻结下不解之缘。邓尔雅长子邓橘，幼时聪颖嗜学，随侍父亲笔砚之余，亦操刀习印，并随父亲参加印学社团活动。邓橘虽然早夭，但在邓氏后人中成就最大。此外，邓尔雅次子祖永、三男祖润、三女邓复、五女邓悦，皆能治印。
展览现场展出了多幅邓尔雅写给子孙的对联，其中就包括赠予外孙黄大德的篆书七言联“立身须作奇男子，善处方名大丈夫”。
黄大德告诉记者，外祖父赠联时自己只有一岁，这幅对联挂在他家中书房门口。直到不惑之年，他才晓悟其中深意，外公是强调的是：做人要有独特的品格和立志高远，不随波逐流，坚持独立思考，要有勇于追求卓越的胆识，还要善于应对复杂局面。
2、印从书出，独辟蹊径
“近世以小篆名家者，罕与其匹！”这是古文字学家、书法家马国权对邓尔雅的评价。邓尔雅的诗、书、画、印皆负盛名，但艺术成就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篆刻，其印名远播南北，遐迩海外。
早在1911年，西泠印社出版的《广印人传》便收入邓尔雅的名字。曾任西泠印社社长的沙孟海在《沙村印话》中说：“南国锲家（篆刻家）以东莞邓尔雅、鹤山易大厂最为老师。”
岭南印学源远流长，明代时期，岭南随着本地文化艺术渐趋繁荣，篆刻艺术风气也日渐兴盛。直至清末民初，在金石学、训诂学蓬勃发展之势的影响下，黄牧甫南来，奠定了岭南篆刻正式形成学术流派的基础。
黄牧甫（1849-1908）是晚清著名书画篆刻家，中年后到广州发展，长居十数年，受清代嘉庆、道光以来的岭南朴学，以及自黎简、谢景卿再到陈澧的印学传统影响，最终形成“光洁挺拔，尚先天法”的印风，成为近代岭南印坛上的标志性人物之一。
邓尔雅醉心于黄牧甫的印学，生平见其所刻印章光洁劲挺、姿媚绝俗，故私淑之。但他并未局限于对广雅旧学、岭南朴学的追随，还创新提出“布白几何入三昧，冲刀旁舞敌千兵”的印学理论，成为岭南篆刻史上的先驱者，继承和发展了黄牧甫的艺术，对印坛有承上启下之功。
20世纪新文字材料、新考古成果不断出现，邓尔雅广涉古玺、砖瓦、铜镜、碑版、陶瓷、青铜、甲骨等铭文，乃至造像、象形图案，甚至西夏文、高丽文、罗马文等文字，将之有机融合，形成独特的风格。
此次莞城特展中展出的、邓尔雅为朋友俞亮写的五言篆书联“俞见尧舜典，谅在伊吕间”，因为篆书中没有“亮”字，邓尔雅用“谅”来代替，而“俞”字用的是金文写法。其书法与篆刻气息相通，字体变化多端，结构独特，奇趣横生，韵味悠长。
“邓尔雅的篆刻、书法实践深植于文字学体系，其创作核心在于对许慎《说文解字》篆文建构方法的创造性转化。”广州金石收藏家黄耀忠认为，世人将邓尔雅的书法篆刻说成“艺术成就”其实不甚准确，应以“文化成就”来定义他的书法篆刻。
3、“小学”大家，无一字无来处
邓尔雅曾有论印之诗：“大巧浑若拙，小学必先通。”
小学，指的是研究文字学、训诂学和音韵学方面的学问；小学不小，是中华文明传承的根基性学科。自近代以来，小学的学科独立性逐渐凸显，成为连接考古学、历史学与语言文字学的纽带，在揭示中华文明源流方面具有不可替代性。
“邓尔雅的成功之道，首先在于渊博的文字学功底，此乃书法与篆刻之基础。”文史学者、邓尔雅外孙黄大德说。邓尔雅在少年时代就对中国文字的源流、变迁、形体、结构、声切、音韵有着锲而不舍的研究。从六朝碑文、殷墟龟甲、刀币鼎彝、砖瓦残剑、六体四书，乃至古今印谱，皆狂搜饱读，因而被称为“小学”大家。
1926年，清末报人黄冷观在香港创办中华中学，邓尔雅受聘担任教师，教授书法、文字学课程。这两门课原本枯燥，但邓尔雅教学深入浅出，学生听得兴趣盎然。
“记得邓尔雅先生讲文字声韵，说到每一地方方言的不同发音，他认为广东土音还保留了隋唐正音：广东话有无的‘无’，方音略如‘髦’，是由古代汉语‘毋’‘罔’‘亡’‘无’等字的一音之转。”美术评论家黄苗子当时师从邓尔雅，后来他在《先生之风》中回忆道：
先生喜欢说点笑话，爱谈文艺典故，恨不得把一脑门子学问都掏出来给人；先生嗜抽卷烟，口袋里装满卷烟纸，但并非仅为抽烟所用。每每在读书、看报甚至与友人聊天时发现有关资料，他都会马上拿出烟纸认真记录，然后分门别类加以整理，为日后所用。
在特展展厅，记者还留意到邓尔雅毕生心血草就的《文字源流》手稿，这部40余万字的文字学专著最充分地展现了他对古文字细致入微的研究。
展厅中更令人瞩目的是《心经别字》，三幅《心经》并列，《心经别字》的稿本并陈于下，《心经》两侧抽出《心经别字》数个字的不同写法，如一个“无”字，竟多达26个写法。这一陈展，既简单、清晰、明了，又饶有趣味。
展柜中还有一通邓尔雅写给友人的信札，信札中以考证文字源流的方式，解释了自己为何常用“邓尔疋”中“疋”字的演变——“音雅，正也。故与正字相近，又足也，故与足字相近。又音疏，疏字胥字从此偏旁。”
有趣的是，他还有数方印章是以广州方言“耳瓦”入印，其中一方的边款题为：“吾粤方言，尔雅与耳瓦同音，尔雅刻此，有瓦釜雷鸣感焉。”
“外公的手稿每每都会解释每个字的来历，也阐明自己的发现和见解。”黄大德说，邓尔雅生前的出版物与发表文章不多，加之中年起长居香港，毕生所撰文字学方面的手稿，绝大部分都分藏于香港各大文博机构或散藏于民间，导致今人对他的关注多集中在书法、篆刻艺术成就上，而对其学术成就并未引人重视。
“外公6岁就接触《文字蒙求》，到去世前还在不断修改自己的《文字源流》稿。从《文字蒙求》到《文字源流》，整整经历了60个年头。”黄大德说，“60年，路漫漫，但他凭着民族自信、文化自信，一步一个脚印艰难地走着，穷毕生的心血，还有那份惊人的毅力，写就了这部大书。”
4、尔雅遗风，薪火永续
生于清末风云激荡之际，邓尔雅堪称时代的“逆行者”。当西学浪潮席卷九州，传统金石词章备受质疑之时，他以存续国粹为己任，矢志守护中华文脉。“邓尔雅仿佛注定是一个时代的叛逆者，来到人间的使命就是复兴国粹、存学救世、发扬国光。”黄大德这样解读先人风骨。
1914年，邓尔雅从东莞可园张家购得唐代古琴“绿绮台”，这床古琴曾为明末岭南抗清英雄邝露所有，“出入必与俱”。明朝灭亡清兵入粤后，广州沦陷，邝露抱琴而死。黄大德介绍：“邓尔雅花重金购此古琴，看重的是附于琴上的民族气节，直到他中年在香港筑园而居，还以‘绿绮’为居所命名。”
20世纪初，邓尔雅先后加入了邓实、黄节发起的“国学保存会”，柳亚子组织的“南社”，与黄宾虹、蔡哲夫共组“贞社”，和潘致中组“广东国画研究会”。而从邓尔雅发表的《小学教科书私议》《学生文字之游戏》两文中可知，他在教学中已懂得文字为国粹，必须“从娃娃抓起”的道理。
“容母三迁”是容庚研究者耳熟能详的故事。容母邓琼宴为使子女成才，曾数次迁居。
容肇祖在《我的家世和幼年》记述了迁居的过程：1909年全家迁居广州，为了是让子女能读起弟弟邓尔雅任教的广州启明高等小学；1911年迁居榨粉街容氏家塾，这一年容庚考入高等师范附中，容肇新读教忠师范学校，容肇祖入读教忠师范附小；1912年辛亥革命后搬回东莞容家祖屋，1913年容肇祖考入东莞中学，容庚、容肇新也插读东莞中学，为方便子女上学，又迁居东莞中学附近。
容庚、容肇祖和容肇新三兄弟自小跟从舅舅学习篆刻、书法、古诗文。在他的指导下，容庚专攻金石，容肇新学治印，容肇祖学古文，为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正因得到邓尔雅的国学启蒙，才使容庚对金石学产生浓厚的兴趣，直至日后创作出学术巨作《金文编》，所以他屡屡感慨：“没有四舅尔雅，便没有容庚。”
在这个文化家族中，邓尔雅的女婿、黄大德的父亲黄般若无疑也是重要一员。黄般若是岭南画坛的代表性人物，上世纪20年代，他作为“广东国画研究会”的核心成员，参与了与方人定的艺术论争，名动一时，影响深远。
邓尔雅曾为黄般若刻了数十方“万千”字号的印章，“万千”是黄般若的字号，两翁婿研文论艺，最为默契。
尽管邓尔雅更专注金石，而黄般若专注于绘画，但两者皆重“诗书画印”一体，黄般若的后期创作转向文人画风，与邓尔雅的金石气韵形成呼应。1926年，黄般若与潘达微、邓尔雅组建国画研究会香港分会，共同推动省港两地艺术交流，成为香港艺术生态的重要奠基者。
邓氏、容氏家族堪称在岭南文化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他们的后人在多个领域都取得卓越成就，如岭南画派名家容祖椿，著名土壤学家、农业教育家、近代广东高等农业教育拓荒者邓植仪，学兼哲学、历史、古文献与民俗学的著名学者容肇祖等。
无论是文学、艺术、教育，还是政治、社会事务，容、邓后人都以卓越的才华和深厚的人文修为，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李炳球指出，邓尔雅是岭南书画篆刻界承上启下的人物，通过他的学术渊源和艺术传承，能折射出莞城乃至东莞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内涵。“邓尔雅是容庚的伯乐，他们都是从东莞走出的集大成式文化人物。没有邓尔雅，东莞的历史文化会逊色很多。”
1954年，邓尔雅卒于香港，享年70岁。亲友知交暨文艺界人士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追悼会，各方致送挽联诗词甚多。70年后的今天，东莞中学高三教学楼旁，邓蓉镜、邓尔雅曾居之地仍书香氤氲。这是两栋青砖墙体、硬山顶，人字山墙的房屋，学子们穿院而过，开间里摆有学校书法社团所用的宣纸、墨砚。
据东莞市莞城文化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邓蓉镜、邓尔雅故居曾因年久失修多有破损，2013年，东莞中学筹集资金300万元，对故居进行保护性修葺。
2014年，故居被东莞市委市政府公布为东莞市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此处被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为利用好邓氏故居，莞城近年来积极筹划邓尔雅的相关展览，发挥其展示名人风采、弘扬岭南文化的作用。
“所幸东莞对邓氏一族的文化传承尤为重视，祖辈留下的书画藏品等文化财富得以陆续面向公众展出，让更多人知道他的故事。”黄大德说。
——访谈——
“保持清醒、保存国粹”的一生
黄大德（文史学者、邓尔雅外孙）
羊城晚报：能否分享您与外祖父邓尔雅的往事？
黄大德：我只见过外公邓尔雅一面。那是20世纪50年代初的事了，妈妈带着我和妹妹去香港探亲，顺便到跑马地奕荫街去看望他。那时我只有八九岁，印象早已一片模糊。唯一记得的，就是他很矮、很瘦，穿着长衫，手拿拐杖，嘴巴不停地翕动，此后一年他便去世了。
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搜集外公的资料，刚开始对他的了解不多，直到近些年来编撰他的年谱、出版《邓尔雅诗文集》，才慢慢了解他的人生轨迹，走进他的内心世界。
羊城晚报：您主编的这本《邓尔雅诗文集》，更直接地反映了先生的所思所想。
黄大德：外公在研究文字之外，只能靠写稿、写字、刻印来谋生，诗文发表量也不小。早在30多年前，我便开始在省港两地搜集外公的文字作品，但进行得十分困难。
其一，笔名的确认是令人头痛的问题。俗话说，文人多别号。据外公发表时所用笔名很快可以确认的有“尔雅”“万岁”“溥”“八表”，根据文章前后可相印证的笔名有“凤凰”，尽管很多文章的内容、文风等都极为相似，但笔名无法确认，故不敢贸然收入。
其二，上世纪一二十年代穗港两地的报刊本来甚多，但至今能保留下来的却很少，绝大多数都已荡然无存。最令人唏嘘的是抗战胜利后的《春秋报》，外公在该报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其中还开了“邓斋印可”专栏，可惜的是在今天香港大学的藏报中均已不存，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只存若干。
30多年过去，在这本《邓尔雅诗文集》中，只搜得诗词480余首，文350余篇，约30万字，也只好暂时画一句号。所搜集到的诗文涉及领域甚广，文学艺术、风土人情、奇闻异谈、社会时政、天文地理、中外古今，几乎无所不包。它们篇幅虽短，但皆有人、有物、有识、有情、有趣、有味。
本诗文集只收录曾在报刊上发表过的作品。至于未发表的手稿，还有多达三四万页，就暂未收录了。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邓尔雅的书法与篆刻两者间的关系如何？
黄大德：外祖父的书法与篆刻艺术，孰为一，孰为二？很难这么分。但他晚年的学生梁洁华告诉我一个故事，她跟邓尔雅学书法的第三天，邓尔雅就让她去学篆刻。梁洁华说：“老师对我说，要写好字，就必须学篆刻。”
可见，邓尔雅是把篆刻视为书法之基础的。但无论是篆刻还是书法，都离不开文字学的基础。
羊城晚报：重新挖掘邓老的生平事迹、传世之作，对我们今天有哪些启发？
黄大德：如今一些学者的心态比较浮躁，难以沉住气坐冷板凳。邓尔雅虽生于名门望族，但一生贫病交加，能够在清末西学东渐的潮流中保持清醒，保存国粹、发扬国光，提升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这一点是值得后人学习和传承的。
——延伸——
邓尔雅的“朋友圈”
邓尔雅交游广泛，他的一生中与众多文化名人、艺术家和学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与合作关系。
“纪念邓尔雅诞辰140周年特展”中最后一部分是“邓尔雅的朋友圈”的展示，其中包括350余位与邓尔雅关系较为密切，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文学史、政治史上留有痕迹的名人——罗振玉、王国维、蔡元培、张大千、黄宾虹、胡适、柳亚子……这个“朋友圈”是邓尔雅学术成就的传承与发展的最好见证。
邓尔雅将岭南印学的艺术理念和创作手法注入香江文化土壤，成为粤港两地篆刻艺术的重要纽带。他晚年寓居香港，与多位香港文化名人保持着密切联系。如1940年与文化学者叶恭绰、历史学家简又文合作，在香港举办“广东文物展览会”，这种以乡缘为纽带的文化共同体，在抗战时期成为保存岭南文化火种的重要阵地之一。
香港的印人与文博人士纷纷组团前往东莞观展，有的一看再看。他们纷纷留言：邓尔雅是殿堂级的人物，是粤港文化的典范。希望把邓尔雅“请”回香港，让更多人认识香港本土最重要的艺术家。
邓尔雅用毕生艺术实践印证：莞港文化本就是同根同源的并蒂莲。在同心同向共建人文湾区的背景下，这种基于人文血脉的文化认同，正转化为推动岭南文化创新的深层动力。
文 | 记者 梁善茵 朱绍杰 通讯员 任海虹
图 | 莞城美术馆提供（除署名外）
视频 | 记者 梁善茵 朱绍杰 实习生 许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