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梦阳
晚年鲁迅的进与退
1936年4月5日（鲁迅离世前半年又15天），鲁迅在致王冶秋的信中感慨道：“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而中国的读书人，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居多，所以真是无法可想。”显露出这一代文化巨人临终前心境的绝望与悲凉。 所谓“阅历”，就是鲁迅一生总结的四个字：“知人论世。”
要“知人”，就须对人反复“品味”，反复“咂摸”。世上难事甚多，而对人的品味，“品”出人的正邪、善恶、智愚、廉贪、厚薄，“咂”到人的根性、心术、欲望、脾气、伎俩，即善于“品人”，则是难中之难，重中之重！从交友、收徒、世事往来，到政治领导、经济管理，再到做学问的评史论文，无不与“品人”紧密相连。“品人”正确、深刻，则事利；错误、肤浅，则事败。几乎是事事、人人无法逾越的定则。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刘伶喝得酒气熏天，使人荷锸跟在后面，道：死便埋我。虽然自以为放达。”有人也相信甚至崇拜。但鲁迅却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只能骗骗极端老实人”。与刘伶同属“竹林七贤”的嵇康、阮籍等，被当权者诬为“非汤武而薄周孔”，于是后人就骂嵇康阮籍“毁坏礼教”。鲁迅认为：“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许寿裳先生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过，鲁迅先生“知人论世，总是比别人深刻一层”，这真是最确切的评价。
过去几十年来，鲁迅研究一直认为鲁迅后期超越前期，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与思想上的飞跃；近些年有些论者，又跳到另一极端，认为鲁迅后期倒退了，远远不如前期。我则认为鲁迅后期有退步，也有进展，在“品人”这点上有所深化。
“品人”达到令人战栗的深度
“品人”达到令人战栗深度的，是1934年鲁迅读过《清代文字狱档》之后写的两篇文章：《隔膜》与《买〈小学大全〉记》。
《隔膜》写的是鲁迅从《清代文字狱档》中发现的一件案例：乾隆四十八年（1783）二月，山西临汾县生员冯起炎，闻乾隆将谒泰陵，便身怀著作，在路上徘徊，意图呈进，不料先以“形迹可疑”被捕了。那著作，是以《易》解《诗》，实则信口开河，唯结尾有“自传”似的文章特别，大意是有两个表妹，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想请皇帝协办。虽然幼稚至极，然而何尝有丝毫恶意？不过着了当时通行的才子佳人小说的迷，想一举成名，天子做媒，表妹入抱而已。不料结局却甚惨，这位才子被从重判刑，发往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去了。鲁迅对此案做出了极深刻的评析：……这些惨案的来由，都只为了“隔膜”。 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锡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鲁迅这段洞察世情的评析，启发我们要“品”出“人”的本性，就必须透过表面现象的“隔膜”，去理解事物的本质，绝不可像冯起炎那样简单愚蠢，结果祸从天降。
《买〈小学大全〉记》，写的也是鲁迅从《清代文字狱档》 中发现的一件案例：《小学大全》的编纂者尹嘉铨，他父亲尹会一，是有名的孝子，乾隆皇帝曾经给过褒扬的诗。他本身也是孝子，又是道学家，官又做到大理寺卿稽察觉罗学。还请令旗籍子弟也讲读朱子的《小学》，而“荷蒙朱批：所奏是。钦此。”后来又因编纂《小学大全》，得了皇帝的嘉许。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他已经致仕回家，本来可以安享晚年了，然而他却继续求“名”，写奏章给乾隆皇帝，请求为他父亲请谥，结果触怒龙颜，招致杀身之祸。鲁迅对此案的评析是：尹嘉铨的“祸机虽然发于他的‘不安分’，但大原因，却在既以名儒自居，又请将名臣从祀： 这都是大‘不可恕’的地方”。
“所谓文坛，其实也如此”
对于有些青年人，鲁迅能一眼看破他们的幼稚可笑之处， 传神地生动描绘出来。譬如他在1934年5月16日致郑振铎的信中说：“《新光》中作者皆少年，往往粗心浮气，傲然陵人，势所难免，如童子初着皮鞋，必故意放重脚步，令其橐橐作声而后快，然亦无大恶意，可以一笑置之。”但是对那些阴谋害人者，鲁迅则极为憎恶。他在同一封信中说： “但另有文氓，恶劣无极，近有一些人，联合谓我之《南腔北调集》乃受日人万金而作，意在卖国，称为汉奸；又有不满于语堂者，竟在报上造谣，谓当福建独立时，曾秘密前去接洽。是直欲置我们于死地，这是我有生以来，未尝见此黑暗的。”
因此，鲁迅一再告诫青年人要小心。1934年4月12日在致姚克的信中提醒道：“大约满口激烈者，其人便须留意。”同年11月5日夜， 在给萧军、萧红的信中又说：“上海有一批‘文学家’，阴险得很，非小心不可。”七天之后，即11月12日给萧军、萧红的信中又叮咛道：“稚气的话，说说并不要紧，稚气能找到真朋友，但也能上人家的当，受害。上海实在不是好地方，固然不必把人们都看成虎狼，但也切不可一下子就推心置腹。”12月10日夜，又叮嘱道：“名人，阔人，商人……常常玩这一种把戏，开出一个大题目来，热闹热闹，以见他们之热心。未经世故的青年，不知底细，就常常上他们的当；碰钉子还是小事，有时简直连性命也会送掉，我就知道不少这种卖血的名人的姓名。我自己现在虽然说得好像深通世故，但近年就上了神州国光社的当……”1935年3月13日夜在信中，又提醒萧军、萧红：“所谓文坛，其实也如此 ( 因为文人也是中国人，不见得就和商人之类两样 )，鬼魅多得很，不过这些人，你还没有遇见。如果遇见，是要提防，不能赤膊的。”这其实是强调他一贯主张的“壕堑战”，反对赤膊上阵。
他是一个“未尽才”
当然，鲁迅的“品人”并不是十全十美的。晚年最后评价的一个人，是他的业师章太炎。他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做出这样的评价：“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青年时代在日本东京前去听讲，“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其实，章太炎的主要贡献还是在学术文化方面，政治革命中的“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等，当时具有轰动效应，但很难说包含多少政治意义。真正粉碎袁世凯称帝梦的还是蔡锷在云南发动的反对袁世凯洪宪帝制的护国战争。
鲁迅的文学成就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无人可比的，但就他潜在的天才而言，可以说是“未尽才”。文化人就是文化人，他的功能、作用与贡献，主要在思想文化方面。要恰当地估计自己的位置，不要过多地“越位”，涉入自己并不适应的领域。这个教训，值得当代文化人深入研究和深刻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