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晓娜
正如著名文学评论家张陵在《抚慰人心》的序言中把这部小说定义为“一个神奇美妙的故事，一部与众不同的作品”一样，当我通读完该书的时候，的确也有这样一种感觉。不仅如此，我甚至觉得这是一部无限抵近时代，紧贴社会人生写成的宏富的“心灵秘语”，它显然承载了更为恢宏而独特的抱负，成为首部把全国多省人文历史同时纳于笔端进行深度表现与融合的长篇小说，而且也是在文学语境下，将“人文和科技”提升到哲学高度，开展生命玄妙探索的大文化小说。
亦如许多读者反馈所言：“遇见《抚慰人心》，犹如重逢一位阔别多年的人生挚友，似乎有无尽深藏心底的话语想和它倾诉与交流。”于是那颗原本躁动不安的心，因之瞬时沉静了下来。
那么，《抚慰人心》作为一部因时应势而诞生的时代佳作，到底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呢？又将怎样影响我们这个时代？以及身为一位同时在文学、书法和评论领域浸淫多年的作家、书法家和评论家，《抚慰人心》的作者又将以何种视野看待和掌控“创作与评论”之间的关系？为此，我们专访《抚慰人心》的作者刘远江先生，请他站出来现身说法，以飨广大读者。
一、特殊的时代机缘，亟需问诊人心
问：《抚慰人心》是一部非常独特的作品，从书名到内容，从正文前插页画作到主题思想，莫不如此。请问为什么要起这样一个名字？
刘远江：我始终认为，一部作品被创作出来，尽管承载作者预设的考量与深思，但它不应该被轻易定义，也不必急于贴上各种标签。我们最应该做的，是基于该书的品质赋予它广泛而深远的内涵，让时间告诉我们它是什么。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抚慰人心》现在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为我们带来什么。正因如此，我敏锐地捕捉到百年变局下人心的荒芜与焦躁。如是，我猛然醒悟，让人心从根源上获得抚慰和安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创作者最大的造化与出路。在这一过程中，文学有着无可替代的教化之功及比较优势。于是《抚慰人心》倚仗文学的名义，如同一位时代的觉者，就此横空出世。
问：既然《抚慰人心》是作家精准把脉时代的产物，那么您能否简明扼要地谈谈，在我们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这部作品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
刘远江：《抚慰人心》的创作初衷，源于深圳乃至粤港澳大湾区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内在趋势。换而言之，以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为依托的粤港澳大湾区这一超级城市群落已然焕发出独特的发展气象和成长经纬，譬如深圳，它由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城市，逐渐从经济层面发展出世所公认的“深圳速度”和“拓荒精神”，及至2019年8月18日这一独特时间节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正式发布，支持深圳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再次赋予深圳以特殊使命，明确了深圳先行示范区作为高质量发展高地、法治城市示范、城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标杆、可持续发展先锋的战略定位。
这就昭示着，深圳有望凭借自身强大的内驱力再度启航，并紧紧拥抱粤港澳大湾区所迸发的战略合力，在“人文与科技”层面率先面向全国输出“天下为公”精神，这就是《抚慰人心》中以“唤醒”已成为植物人的民间发明家赵冬青之名强力组建“粤港澳大湾区公益文艺先锋队”的源头活水。该先锋队雄心勃勃地向全国各省开展了极具传奇色彩的公益人文巡访，其中无数暖心时刻和灵魂觉醒得到自然而然的镌刻与抒写，人心由此得到抚慰，该作既向深圳建区45周年献礼，又顺势奏响了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伟业的时代最强音！
二、芜杂的人文环境，如何面对自我
问：近年来，文学日渐式微的话题频频被人提及。您如何看待当代文学的现状及其时代影响？您认为《抚慰人心》凭靠什么影响我们身处的时代，抑或如何引领世道人心？
刘远江：我认为，中华文脉是一以贯之的，“文以载道”“以文化人”始终是中国文学的应有之义，亦为数千载中华文道理想的终极诉求和目标。确切地说，不是文学日渐式微，只是迄今为止的当代文学相对弱化了自身的载道育人功能，因此很难诞生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家了，直接导致文学与生活渐行渐远。究其原因，当然是大多数写作者自身的人文底蕴浅陋所致，也就是“诗书画印文史哲”的综合历练与修养普遍不足，以致所创作品文心不正、格调不高、风骨不彰、情怀不古，这样的不堪之作即便炮制得再多，也是难以服众的。文学不是照搬生活式的记录，而全然在于提炼、升华符合天地自然运行规律的人间美善，从而启迪群智，影响人心，进而照见灵魂，最终完成引领人类向上、向善之创作初衷。
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是一门符合宇宙运行法则和生成秩序的学问，皆需先博杂，而后融会贯通，再后才有能力真正实现专精，最后抵达一艺精而百艺通的思想自由之境。反观当今文坛，大多数作家能力单一，且急于成名成家，试图逆文艺规律而动，因此许多当代作家因积淀不厚而过早“功成名就”，由此顶着各色名不副实的“光环”也就不足为奇了。试想，这样一批尚且无力自度之人，如何指望他们笔下的文学作品能突发神力去度化众人命运之悲苦？结果只能是缘木求鱼，甚至雪上加霜，变相纵容他们在人世皆苦的伤口上无情地多撒几把盐。
所以，针对纷繁芜杂的人文现状，我们既要引导读者选择适合自己的优秀作品充实净化自我心性，也要督导作家不要迷恋投机钻营，努力提升使命担当意识和能力，坐得住十年如一日的冷板凳，还要善于利用人世的苦难擦亮思想智慧。唯其如此，放眼更长远的当代时间线，才可能培育出足以垂范后世的划时代的文学大师。
至于《抚慰人心》与时代的关系，我的文学立意是借“粤港澳大湾区公益文艺先锋队”的全国公益人文巡访“唤醒”植物人赵冬青这一时代“隐喻”，来“唤醒”民众迷茫焦虑的灵魂，并在不断觉醒中渐次提高对民族复兴两大核心“人文与科技”内在关系的认知能力和支持力度，着力安抚为数众多的心浮气躁的人们，并借此熨平大众的心灵创伤，成功走出精神泥淖，贯彻文学传承千载的教化功能，进而让文学真正作用于人心，最终达成抚慰人心之目的。
问：请您从作家的视野出发，谈谈当代文学怎样才能更好地与生活共舞，从而引领时代进步。
刘远江：与现代那批文学大师相比，当代的多数作家在综合人文素养方面，无疑是存在较大差距的。从作品到作家本人都很难让人喜欢得起来，因为大多已经算不上是传统意义上的作家了，写作只是他们得以扬名立万的工具和跳板。这也是当代文学很难走进大众生活的根源，有些作品即便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那也多是负面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扭曲和毒害着受众的价值观，这是非常不幸和遗憾的事情。
之所以如此，其中有时代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因素，当然主要原因还是出自个人的认知和修养出现了偏差。再看最新成长起来的这批作家，似乎就更不像作家了，无论如何炒作，获了多少文学奖，乃至得到了多少改编影视剧的机会，都难掩他们身上突显的功利主义的庸碌气息——至于文学家该有的气质与神韵，那根本是不沾边的事儿。这非常值得我们警惕和反思。
我想，我们最该做的，就是要勇于破除文学的“圈子文化”现象，放下对所谓文学资历和地位的执念与幻想，要敢于去发掘真正具备创作实力和潜质的文学人才。比如罗素和萨特，他们都是因为深入研究了哲学，才使得自己的文学作品具备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超凡品质，而非相反。这就如同真相呈现般地告诉我们：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应该具备何种特质？人心需要怎样的优质文学予以深度滋养和牵引？也就是说，中国当代最好的文学家及其作品一定出现在未来的某一阶段，这是毋庸置疑的。相信我们这个伟大恢宏的时代，定有足够的能力和智慧解决这一数十年来悬而不决、争议不下的事关人心走向的根本问题。
三、永恒的天地大道，怎样因应人性
问：您同时在文学创作、书法实践及文艺评论领域深耕多年，请问您是如何看待及把握“创作和评论”两者之间的关系的？这种跨界是必要的，还是可酌情自行选择的？评论家和作家、艺术家之间本质上是何种关系？
刘远江：以我自身为例，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不是跨界，而是一体两面，但这两面不仅相辅相成，而且存在先后关系。
比如，当我试图对长篇小说进行评论前，我已做足了三十年的长篇小说创作实践准备，以此砥砺创作智慧，体悟人情冷暖，体察世间万象和洞悉生命本质。要知道，在当代人文土壤下，如若没有数十年的长篇创作感悟或逾百万字的长篇创作磨练，想要写出真正有价值的长篇小说的评论基本是不可能的。不说别的，首先文学审美力和形象感知力就过不了关。这些都是非常微妙而精确的能力，遑论更为抽象也更为要紧的风骨情怀了。
我一直认为，在当代的人文土壤之下，倘若没有在长篇小说创作领域深耕出对得起时代的文学成果，其实就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家。原因在于，当代文学之所以把长篇小说推高至文坛皇冠上的明珠的地位，源于长篇小说具有的足够的包容力与表现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冲了当代作家能力较为单一的缺陷。文学不单是写作技术问题，更是一门关乎人心勘探和建设的玄妙无穷的性灵之学，乃人学的艺术。
再比如，在进行书画评论前，我已在书法创作领域进行了三十多年的反复训练和对于古今书论、画理的深入钻研及体悟，这些都是进行书画评论的必由之路和必备功课。其中，掌握书法的笔法要义和培养书写中的审美感觉显得尤为关键与艰深，美术评论家可以不会画画，但绝不能不懂书法，不在书道之途深耕细作的人，是永远无法体会书画同源之内核及其中的精妙奥义的。可当今绝大多数美术评论家是不懂书法的，也不会写，落笔即俗，更别谈写出书卷气和神来之笔了。书法水平的低能，集中反映出他们文学和美学修养的双重不足，而这些核心素养是成为美术评论家的基本前提。
追溯古圣先贤的为文从艺之道，先明德，有余力了则学文，文之余则习书，书之余再立象以尽意，此为所谓的“文极而画”也。显而易见，“文与画”到底是怎样一种紧密而深邃的关系？至此自是无需赘言。论及评论家和作家、艺术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只能是研究与被研究的关系，多出的关系，有百害而无一利。
问：《抚慰人心》是以深圳乃至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小说“立意”的人文背景的，请问这部作品与同样在这片热土培育出的其他文学作品相比有何异同？
刘远江：《抚慰人心》与其他作品相比，汲取的精神养料是相同的，但却开出了不一样的花朵，具而言之，体现在表现对象和格局格调上的大相径庭。《抚慰人心》则从人文艺术层面进行广袤而深入地描写，独标高格，气势雄强，是粤港澳大湾区具有标志性的表现“人文与科技”伦理的文学“双重奏”，亦是新时代唱响的一曲大爱无我的心灵赞歌。
问：如今，AI写作正以汹涌之势席卷我们的生活。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是否感觉到了危机？
刘远江：首先说一下危机的问题，这当然是不存在的，但凡真正的作家都不会有这种所谓的“危机”意识，因为这是不同层面上的事情，文学是人学，是形而上的有关人性的高级学问，而科技是物质的，为形而下的有关物性的系统学问。人和科技之间，是驾驭与被驾驭的关系，而非竞争关系。就像人类在开展竞技体育运动时，运动员在挑战人类的极限跳高运动项目时，绝不会因为导弹发射高度远高于人类的跳跃高度而感到危机一样。因此，要说有什么危机感的话，那也仅限于如何自如地运用AI智能工具，让它更好地为人类服务。所以整体而言，日新月异的科技革新是好事，也是常态，人类正确看待并加以科学掌控就可以了。
编辑丨姚纪芳
审发丨梁醒吾
来源丨羊城晚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