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英
一晃农历四月了,这边已是盛夏的迹象,老家胶东半岛还是享受山野菜、野槐花的季节。
母亲上个月给我捎来她亲手撸的红底柄槐花,并在电话里指导我发面、调馅,包槐树花包子,并一再嘱咐多搁点肉,说槐花喜油,肉搁少了,会刮肚子。
电话末了,母亲还不忘这样问我:“去年给你选的那些丫丫葫芦还有么?有送朋友么?”我说:“还有!也有送给朋友,很多人喜欢!”“三月三,种葫芦!今年我又给你种了些,还种了几棵做瓢的大葫芦,今年好好种,给你多选些更漂亮的丫丫葫芦。”
这是我和母亲每年的约定,不管我在老家,还是出外。一个很立体的画面总是浮动脑前:隔壁自家的闲院里,香椿梧桐相伴,靠门外的地方没有实际的门,靠西边老院的院墙处有一个长年坚守的麦草垛,只是每年新草换旧草,所以也是常年的麦香满南院。母亲会如时地在麦草垛三边地里点播上大部分的小丫丫葫芦和小部分的大葫芦,然后侍弄大小葫芦的日子开始了。待它们顶壳发芽后,我俩每天观察分享着草垛根底的一丝儿变化,雷打不动;风雨来临前,感觉头顶的老梧桐叶都会伸展得更宽大一些,好给它们遮挡风雨。
老院里的土质肥沃,肥是不用怎么施的,但母亲是有绝招的。在葫芦开始谢花坐果时,母亲上场了。刚开始,母亲是到隔壁大沟底捡来别人丢弃的死猫死狗死鸡这些小动物尸体,在葫芦根旁深深地埋掉。我跟在母亲屁股后面追问母亲,母亲拍着埋好的土,瞅着壮葫芦藤,低沉地说:“扔在外面难看,不雅观,这样埋了也心安,再说也卫生,葫芦喜油性,吃饱了结的葫芦会更饱满周正!”
那一段岁月,家里产的花生米除去交公粮的,大部分是换了现钱的,只留小部分打了油,放在后窗台上,留着一年里重要的日子慢慢吃,平时是寻些猪油填补着用。即使这样,母亲还是会隔三岔五地抠点猪油渣猪大油给她重点照顾的一两棵小丫丫葫芦喂上,为此,她会固执地坚持自己吃饭不沾油星,我们兄弟再怎么软磨硬劝都没用。
葫芦像充了气似的疯长,尤其大葫芦。百日工夫,草垛床上大大小小的坑里,躺满了大大小小的小丫丫葫芦和大葫芦。草垛和东面新房的院墙空隔很快搭好了一个童话般的葫芦门,门下穿来穿去的我有点明白父亲为什么不在此处留门了。放学后的我们更是葫芦娃上身,唱着时髦的葫芦娃歌,手指点着头顶的葫芦数来数去……
大清早,母亲摆靠好梯子,在藤上草垛上寻摸着,左思右量里里外外地疏掉密集的果和一些“歪瓜裂枣”。从梯子上下来,母亲胸口前总会捧下来一两颗长得不咋地但也翠绿逼人嫩乎乎毛茸茸顶着露珠的半大葫芦,一边喊着我搬梯子,一边交代我搬完梯子去割块大肥肉,中午给我做葫芦炒肉片吃。
母亲每年秋天都给我捎来葫芦,金色的葫芦挂满我的书架摆满我的家,陪我度过一个又一个春种夏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