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耀廷的野猪革命

上一回茶餐厅讲述了《色鬼陈浩天的一足三船》，他鼓吹“揽炒”发动爆恐袭击，更借乱搞港独之机拈花惹草，“一脚踏三船”，被前女友痛斥“色中饿鬼”。

陈浩天原本并不热忱于政治，他还有一名“引路人”——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今天，港嘢君要讲的正是这名藏匿于象牙塔里的“戴妖”，他不满足于“学术精英”，还要做“政治精英”“国王”；他荼毒青少年，却将自家二子一女“宠得天上有地下无”；他被批评为“空想家”，实际却密训乱港“风云兵”。

“凭何你家的孩子不上街”

面对着镜头，戴耀廷总是以温和谦厚的学者形象示人，他甚至自言“有些胆小”。

正是这样一名“胆小”的大学教授，却犯下了多项罪行。2019年4月9日，西九龙裁判法院裁定，戴耀廷“串谋犯公众妨扰罪”“煽惑他人犯公众妨扰罪”两项罪名成立。

2013年1月，戴耀廷提出“占领中环”，扬言“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方式，由示威者违法长期占领中环要道，以瘫痪香港的政经中心”。同年3月，他伙同陈建民、朱耀明等人发动“占中运动”。

朱耀明（左起）、戴耀廷、陈建民

“普选权”“公民抗命”，是戴耀廷时常挂在嘴边的政治词汇，以隐藏他的勃勃野心。公开资料显示，1964年7月，戴耀廷出生在一个中产家庭，中学就读香港传统名校拔萃男书院，大学进入香港大学法律系，并取得伦敦大学法律硕士学位。

戴耀廷少年得志。1987年，他成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两名学生代表之一，并借此机会结识了李柱铭。在《李柱铭的“鬼故事”》一章中，港嘢君讲过，李柱铭是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专家，但逐渐蜕化为“祸港四人帮”的主力之一。

从香港大学毕业后，戴耀廷一度进入李柱铭的办公室担任法案助理。不过，戴耀廷并不甘心做“跟屁虫”，他要做“学术精英”“政治精英”。

重返香港大学教书后，戴耀廷一边在课堂上播下动乱的种子，一边借机培养“乱港马前卒”，并等待机会的到来。经他手调教过的、在茶餐厅被港嘢君点过名的年轻人，就有黄之锋、周永康、罗冠聪、陈浩天这一串乱港分子。

在戴耀廷撰写的《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等蛊惑人心的文章中，他鼓动民众要在“当内地出现大变动时”举起雨伞。

这名政治投机客还包藏祸心的预言，这种变动可能是十年，亦有可能因为中美关系变数而缩短至五年。2013年4月，戴耀廷迫不及待地带头撑起雨伞，走上街头。

“占中九丑”

“占中”运动开启街头骚乱的“潘多拉盒子”，让和平示威演变为堵路、袭警、狂徒扔燃烧弹，戴耀廷之流播下动乱的种子贻害至今，而且使一些本该在校园读书的孩子，中毒甚深。

2019年8月25日，香港警方逮捕36名“荃葵青游行”的暴徒，一名12岁的男童赫然在列。现场监控画面显示，这名男童佩戴头盔、防毒面罩，并在骚乱中手持5尺长铁棍肆意挥舞。

次日，岭南衡怡纪念中学李志霖校长发表声明，证实该校一名一年级新生被警方拘捕。

“佢哋子女在家睇，别人子女留案底”，2017年8月22日，港铁香港大学站的外围栏上出现一张大型横额，印有戴耀廷等“占中三子”的肖像，还题写上述标语。

戴耀廷夫妇育有两子一女。他在2013年发起“占中”运动时，两个儿子刚进入大学读书，长女则被安排在澳洲。香港《明报》文章透露，戴耀廷天天送孩子上学、周末下厨，为子女收拾房间，他是一个把子女“宠得天上有地下无”的“猫爸”。

这名“猫爸”不让自家子女违法，却极力蛊惑他人家的孩子沦为“政治耗材”。这也是祸港乱港分子的普遍伎俩，毛孟静、李卓人、梁家杰、陈家洛等反对派也普遍受到香港公众质疑，“凭何你家的孩子不上街（闹事）！”

蛊惑他人做“政治耗材”

戴耀廷为荼毒青少年付出代价。2019年4月24日，他迎来大屿山石壁监狱的铁窗生活，但狱中的戴耀廷依旧不消停。

他不仅拒绝监狱方安排的劳动，还在狱中鼓动“全港罢工”，身为法学教授置监狱法纪于不顾，因此而被囚禁于独立监室，俗称“水饭房”。

“外表消瘦、精神饱满”，2019年8月8日，来自政党“新民主同盟”的立法会议员范国威探监后透露，戴耀廷每天还会透过收音机了解“反修例”运动。

戴耀廷还在《苹果日报》等媒体上开辟专栏《狱中书简》，对香港政坛品头论足，继续鼓动街头骚乱。在一篇题为《野猪精神不死》的文章中，戴耀廷自比“野猪”，而将香港公众视为懒惰的“家猪”“港猪”。

时至今日，这名昔日大学校园里的教师已丧失学术素养。他的文章拖沓冗长，翻来覆去就是鼓动公众上街闹事。他还丧失基本的学术教养，所谓“野猪”“家猪”论也只不过是抄袭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庄》。

从“公民抗命”“和平占中”“雷动计划”到“风云计划”，以及借尸还魂的“反自动当选运动”，一系列失败让“野猪”戴耀廷背上“空想家”的头衔。

“他不是一个运动人士，没有社区事务经验，被称为‘象牙塔中的人’，只讲理论而忽略现实。”2019年4月，英国广播公司（BBC）网站评价戴耀廷。

在发动“占中”运动之前，戴耀廷的确没有参与社会运动的经验。2006年，他才在香港公众视野中抛头露面，最初还是以专家身份协助香港教育电视制作一档公民教育节目。

但戴耀廷极具表演天赋。在课堂上或者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还多次公开戏谑“一国两制”政策，并炫耀他学生时代任职“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经历，极不甘心被批评为“空想家”。但是，他也自知缺乏组织经验和领导能力，遂于2010年前后，与朱耀明、陈建民一拍即合，开始密谋“占中”运动。

朱陈二人都是香港街头政治的老手。现年75岁的朱耀明是几乎已被“废青”一代忘记的“老废柴”，他原是香港基督教新教的代表人物，曾在上世纪80年代的街头政治中出尽风头，陈建民则是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至少在2002年的“香港民主发展网络”上，戴耀廷与朱耀明、陈建民就已结识，两个学者与一个传教士勾搭成帮迅速以“占中三子”声名大噪，最后，又以戴陈入狱、朱耀明年事已高获得缓刑而分道扬镳。

密训乱港“风云兵”

面对所煽惑起来的街头运动，狱中的戴耀廷百无聊赖，他担心被街头“废青”遗忘，更害怕前期的政治果实被篡夺，每一次上网的机会、每一名探监者都是他的救命稻草，千方百计地发声以证明自己的存在。

宛如港嘢君在农村看到的，每当深夜，只要有一条狗叫唤一两声，满村的狗都会跟着叫唤起来，以在群体中显示存在感。

自视“学术精英”“政治精英”的戴耀廷，自然深知街头运动中的“从众”之道。2019年6月8日，他又通过facebook专页发布《狱中书简》，鼓动“30万以上市民上街”，否则会被“后世子孙遗忘”。

真正让狱中的戴耀廷念念不忘的，是一个已胎死腹中的“风云计划”，那里面凝聚着他多年乱港的心血和未来的“野猪梦”。

按照原定的“风云计划”，香港民主派要在今年的区议会选举中，在港九、新界分别赢得至少105个、112个议席，并在2021年的选举中至少赢得500个席位，最终完全操控2022年的特首选举。

这个计划的实质是“港独夺权计划”。在铁窗之中，戴耀廷还对它进行了反思和调整。2019年8月15日，原本被判入狱16个月的戴耀廷，在服刑4个月后突然获得法官准许予以保释。戴耀廷欣喜若狂，当天就召开了一个小型记者会，在会上对反“修例”运动大加鼓励和赞赏。

戴耀廷保释外出

然而，正当其慷慨激昂之时，一名记者却“大煞风景”地问戴耀廷：是否将出席星期日的反“修例”游行？尴尬的戴耀廷放低声音回答说，他在狱中接收的信息有限，需要时间了解反“修例”运动的情况。

可能戴耀廷又觉得如此敷衍似乎不妥，他挤出一丝微笑补充说，“想花更多时间陪陪家人。”

四个月的牢狱生活，已让戴耀廷失去了“占中”运动、“雨伞革命”时走上街头的胆量，他学会“韬光养晦”，开始转向幕后。

但“风云计划”已臭名昭著，他不得不进行更严密的组织、实施更严苛的纪律，其运作模式已接近黑社会帮派。

犹如在特洛伊木马中藏匿着兵士，“风云计划”关键一步是密训“风云兵”。即由“区头”物色有潜质的“素人”后，再请反对派资深区议员出任“保姆”，负责对“素人”进行培训。培训合格后，让“素人”参加各级选举，成为“港独”势力的“风云兵”。

“素人”大多来自专业人士群体，包括社工、工程师、设计师。不过，所谓“素人”是指他们的政治倾向和政治行为干净，其祸港乱港倾向并没有引起香港特区政府和公众的特别注意。

据香港《大公报》记者的追踪调查发现，不少“素人”来自反“修例”运动中初步接触政治者。当然，也不乏“泛民”阵营的议员助理或社区主任。

出狱后，戴耀廷加紧实施其计划，并对所遴选的“素人”举办了多场“选举培训课”。这些“素人”被告知，驾车要严守交通规则，“红灯千祈（千万）不要过马路”，以免被政治对手抓到任何不检点的把柄；社交媒体上的不良言论更要清理干净，避免被“DQ”(取消参选资格)；进区宣传时，则要坚持“七分民生，三分政治”的策略。

然而，历经两年多的酝酿和实施，戴耀廷的“素人”阵容只有20人左右的规模。香港《大公报》援引一名已经退出的“素人”的话，“我觉得自己成为政治棋子”，“很多人参加风云计划是为了分到钱”。

“捐款门”扯出“民调门”“密电门”

金钱一向被视为西方政治的母乳，不少政治活动的动机也是觊觎金钱，出身“象牙塔”的戴耀廷也未能免俗。

2014年10月底，一名自称“一个爱大学的学者”向部分香港媒体提供新闻线索，曝光香港大学一份内部文件和电子邮件纪录，矛头直指戴耀廷。

“捐款门”由此被掀开盖子。上述举报材料显示，2013年5月至次年1月，戴耀廷共收到香港大学内部145万港元的匿名捐款，捐助者主要来自该校的港大民意研究计划、法律学院和人文学院，但资金去向不明。

按照捐款前达成的内部协议，这笔捐款主要用于支持2014年6月22日开始的所谓“民间全民投票”等项目。

2014年12月，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决定由辖下的审核委员会负责调查戴耀廷的“捐款门”。四个月后，该委员会宣布，其中35万港元被戴耀廷挪作聘用研究助理的费用，涉嫌公器私用，并不符合捐款原意。

戴耀廷的“捐款门”也扯出“民调门”等一系列丑闻。自“雨伞运动”以来，诸如民意调查、政治调查、网上问卷之类频繁见诸香港报屏，这正是港独势力蛊惑人心的手段之一。

2006年以来，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每隔两年都会进行所谓“国家认同的民意调查”，无非询问受访者是“中国人”还是“香港人”抑或“中国香港人”，再把民调结果大肆炒作，或者邀请戴耀廷之流进行“权威解读”。

一些西方在港势力也乐于以此操纵民意。2013年8月，美国驻港领事馆就在社交媒体facebook上进行所谓民意调查，并得出百分之九十的香港人梦想是“香港独立”的荒谬结论。

这些看似公平、权威、理性的调查选举，实则包藏祸心的暗箱操作。为避免拔出萝卜带出泥，在“家丑不可外扬”的古训中，戴耀廷的这段丑闻被相关方面隐匿，但他在香港大学政治影响开始日薄西山。

2019年4月，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全国政协委员刘炳章等三十多名香港大学校友联谏要求清理门户，“法律学院家门不幸，有戴耀廷者尸位素餐。其忝为人师，未闻有学术成就，惟终日鼓吹叛逆，煽惑学生，满口荒唐……”

市民到港大游行促请开除戴耀廷教职

谏议书还形容香港大学“树大有枯枝”，而“枯枝”正是指戴耀廷，其贪婪成性已人尽皆知。但是，他的生财之道却不只是小小的“捐款门”，他一直在花西方国家的钱。

继“捐款门”之后，戴耀廷的“密电门”又被神秘人通过电子邮件曝光。2015年1月以来，他被曝频繁与英加德日澳等国人士接触，还接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的资助。

西方势力乱港之举由来已久。早在2007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就通过旗下“美国国际民主研究院”(NDI)在港启动“青年公共参与计划”，为推动“占中”做准备。

2012年，即“占中”运动的前一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又向香港投放46万美元援助，受益者包括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比较法与公法研究中心”(CCPL)，资助其成立名为“港人讲普选”的网上互动传播平台。

戴耀廷正是该项目的核心人物。美国地缘政治智库Land Destroyer研究者卡塔卢奇（Tony Cartalucci）也撰文指证，戴耀廷多次出席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活动，还有美国国际民主研究院（NDI）在香港举办的论坛。

“密电门”曝光后，戴耀廷心急火燎地走进电台节目进行辩解。节目中，他先是倒打一耙以混淆视听，指责黑客入侵他的电脑，他受到了“监视”。成功转移话题后，他再轻描淡写地辩解一句，“学者因为研究而与外国人往来，不算勾结外国势力。”

这时，戴耀廷熟练地祭出“白马非马”的诡辩术。港嘢君认为，这比他的“港独导师”李柱铭更胜一筹。2003年6月，被追问到墙角的李柱铭气急败坏地说：“你说我做汉奸，我天天做汉奸，有需要时做汉奸”。

诡辩方面，“戴妖”要妖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