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看病难小病拖大病扛如今爱健康讲养生寿命长

来源：金羊网　作者：丰西西、刘海陵、林海利、郭启钊、朱帆、赵鹏、冷爽、徐雪亮　发表时间：2019-10-11 06:28

2003年，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中国人民众志成城取得抗击“非典”胜利新华社发

金羊网记者丰西西

健康是立身之本，没有人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孕产妇死亡率曾高达1500/10万，婴儿死亡率高达200‰。但到了2018年，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18.3/10万，婴儿死亡率下降到6.1‰。人均预期寿命也从1949年的35岁增到了2018年的77岁。人民健康水平从“极为落后”走到了“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70年来，我国医疗卫生网络不断健全，医疗机构数量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670个增加到如今的99.7万个；建立了覆盖城市（省、市、县）、农村（县、乡、村）的医疗预防保健三级网，使老百姓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成为可能。

70年来，我国医疗服务能力持续提升，从过去的“缺医少药”到村村都有卫生站，80%的居民能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点；2018年，全国门急诊总量超过83亿人次，出院量超过2.5亿人次。

70年来，我国医务人员走出国门，参与全球健康治理，至2018年，已累计向71个国家派遣医疗队队员2.6万人次。在抗击埃博拉疫情等“没有硝烟的战役”中，我国医务人员贡献了中国力量，提供了中国方案。

从赤脚医生到全科医生；从疫情横行到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这一路，时光荏苒。从最初的“以治病为中心”，到如今“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在健康中国战略的指引下，一张世界规模最大、覆盖率达98%、惠及超过13亿人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全面建立；一条致力于让14亿多人过上美好生活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健康中国之路正在铺就。

A“种痘”防天花打赢免疫战

新中国成立之初，天花、鼠疫、霍乱、血吸虫、黑热等传染病的肆虐，困扰着大多数地方。

1950年秋季，一场“种痘运动”在全国开展。医生在老百姓的手臂上涂牛痘苗，划个“井”字样划痕，后来划痕结痂脱落，结出蚕豆大的疤。正是由于种痘，使烈性传染病天花于1961年绝迹。

此后，随着国家免疫规划等一系列方针政策的陆续出台，越来越多的力量加入到传染病防控中。1978年，全国开始普遍实行计划免疫，“预防接种”为百姓健康筑起一道免疫屏障。

然而，传染病防控，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2002年末至2003年初，“非典”疫情爆发，广东成为抗击“非典”的第一个战场，带头攻关打赢了这场健康保卫战。

“非典”之后，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迈上新台阶，建立起了全球最大的疫情直报体系。至今，包括H7N9、H5N1禽流感、H1N1流感、登革热等在内的多种传染病，都依靠公共卫生体系进行了有效防控。如广东在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防控中，4小时就找到患者，7天找齐“密切接触者”，及时守卫了百姓健康。

1974年，河南商水县练集公社刘楼大队赤脚医生对农村儿童进行疾病预防工作新华社发

B“赤脚”掀起医改序幕百姓看病医保“兜底”

许多老一辈人的记忆里流传着这样一段话：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了让赤脚郎中瞧瞧……新中国成立之初，基层卫生力量薄弱，靠着“赤脚医生”走村入户，借着“土办法”和简单的药品，解决了农村缺医少药的燃眉之急。

1966年冬天，湖北乐园村爆发了麻疹、百日咳。当时在乐园村行医的“赤脚医生”覃祥官看到村民面临的看病难、看病贵难题，创造性地提出了合作医疗制度。1968年，这场医疗革命成果全国推广。至1975年年底，广东97.3%的农村办起了合作医疗，覆盖全省89.2%的农业人口。

1985年，医疗战线又在全国拉开一场改革序幕，“赤脚医生”称呼由“乡村医生”代替，农村合作医疗也迈入新的探索阶段。2003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带着健康大礼包走进千家万户，越来越多的人摆脱了“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困境。

如今，随着2018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我国已筑起覆盖城市（省、市、县）、农村（县、乡、村）的医疗预防保健三级网。13亿多居民参与基本医疗保障，参保率稳定在95%，人人享受医疗保障成为现实。

据统计，仅2012年至2018年间，中央财政就投入900多亿元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实现了村村有卫生室，乡乡有卫生院，80%以上的居民15分钟内能够到达最近医疗点，实现了“小病不出乡”。

在广东，“强基层”医改工作推进基层医疗设施建设，升级建设47家中心卫生院，改造建设190家县级公立医院，启动建设县级急救服务体系，筑牢居民健康保障基石。2018年，广东县域住院率达83.5%，居民就医已基本实现“大病不出县”。

C 网上问诊AI看病 养生成生活日常

“上世纪90年代，做一台肝移植手术需要12个小时，患者要输血3000毫升；如今做肝移植手术仅4个多小时，成为了常规手术，还实现了无缺血状态下的肝移植，我们的技术早已和国际接轨。”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黄洁夫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时这样说。

要让居民看得好病，医疗服务能力要提升。新中国成立70年，我国医疗机构配置的医疗器械、技术储备，历经从无到有，逐步精良的过程；医疗质量水平、医疗技术能力实现双提升，一批新技术、新设备和新方法得以推广和应用，让人民群众享受到越来越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2018年10月，位于广州市越秀区的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内，居民何先生亲身体验了“AI眼科医生”智能门诊，通过刷身份证、微信付款、自动拍摄眼底照片等流程后，AI眼科医生几秒钟就给出了判断，准确率达到了95%。

几百公里外的广东清远市阳山县阳城镇五爱村，村医梁家荣则带着他的新伙伴“AI医生”上岗问诊。一个相当于主治医生水平的AI医生为他辅助看诊，不仅能为村民们建立永久的病历档案，还能实时连线远在广州的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的医生进行远程诊断。

远程医疗、人工智能、5G等“互联网+医疗”正成为百姓健康的优质防护网。在广东，居民电子健康码“一码通用”、医疗卫生机构“一网联通”、看病就医“一键诊疗”等便利了居民寻医问诊，优化了城乡医疗资源配置。

随着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提升建设，中国人在提高身体素质的同时，也转变着健康生活观念。

如今，定期体检、中医药养生等成为百姓健康生活的日常。“去哪里锻炼”成了许多人每天早晨醒来的第一个念头。“吃点什么更健康”成为了大多数人每天都会思考的问题。孩子的身高、视力、口腔健康等成为了每个家庭重点关注指标。

从“看病就医”到“健康管理”，“大卫生、大健康”的健康生活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话当年

原广东省卫生防疫站寄生虫病研究所所长黄祺林：

以身作“饵” 艰难抗疟

金羊网记者丰西西

“六月谷子满，北寒鬼上床。十人九个疟，无人送药汤。”上世纪50年代初，广东疟疾疫情大规模爆发，这首民谣形容的就是当时疟疾的猖獗。今年85岁的黄祺林是原广东省卫生防疫站寄生虫病研究所所长，对当年防疟抗疟工作印象深刻。

“由于缺医少药，很多人到离世都没能去看病。”黄祺林回忆，为了搞清楚疟疾是由哪种蚊虫传播，他和同事连续几年都在和蚊子“打交道”。

“白天研究解剖蚊子，晚上去抓蚊子。”黄祺林说，蚊子不好抓，他们就以身体为诱饵，待蚊虫停留在裸露的手臂、小腿等部位，立即用嘴把蚊子吸进小管子里去。“当时通宵蹲点，蹲点的地方是村民们的牛棚、猪栏、茅房等地，虽然又脏又臭但那里蚊子最多。”

在黄祺林和同事的努力下，广东的疟疾传播媒介报告出炉，确认了中华按蚊是广东平原地区的传疟媒介，微小按蚊是山区和丘陵地区的主要传疟媒介，大劣按蚊是海南岛山林地区的主要传疟媒介，为此后的疟疾防控提供了科学依据。

黄祺林表示，1958年以前抗疟，着重治疗疟疾患者，发现一例，治疗一例；1958年以后，改用DDT（双氯苯基三氯乙烷）滞留喷洒灭蚊和吃预防药等控制疟疾流行。1984年，深圳疟疾疫情爆发，疾控专家们用“溴氰菊酯”浸泡蚊帐和强调睡眠挂帐措施遏制了疫情。后来，这一方法被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使用，并在非洲各国疟疾防治中推广。

话变迁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工字楼”——

见证无数患者重获新生

金羊网记者丰西西

从广州市越秀区马棚岗路沿路而上，可直达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新手术科大楼。这幢28层建筑里，有目前最先进的数字化、智能化及人性化设备，设置有华南地区首个MR复合数字化手术室、首间3D机器人腹腔镜手术室和国内最大单体外科ICU等，为打造国家级疑难危重症诊疗中心奠定了坚实基础，让无数患者重获新生。

这座大楼的前身是广州医疗界赫赫有名的“工字楼”。“工字楼”得名于其鸟瞰形状呈“工”字，由岭南建筑大师夏昌世主持设计，1953年竣工投入使用。外表简单的它见证了广东医学创下的多项奇迹。国内首例亲体肾移植手术、国内首台体外反搏装置、国内首例连体婴成功分离、国内首例连头婴分离、至今仍未被打破的世界纪录——100%烧伤（其中Ⅲ烧伤96%）的特重烧伤病人的成功抢救等，都在这里成功施行；“工字楼”也见证了国内第三代“试管婴儿”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