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为何越减越重？华附校长开“药方”：科学决策、坚持教育定力

文、图/金羊网记者 蒋隽

“减负”这件事，中国教育界喊了三十年，减过十几次，每次的结果都是越减越重。去年新一轮“减负”潮，也很遗憾地没有逃离这个怪圈。1月13日，广东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上，省政协委员、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姚训琪，给减负开“药方”。

减负越减越重

2019年的减负政策，从晚9点做不完作业可以睡觉、禁止老师在手机上布置作业、中考取消考试大纲，到施行综合素质评价、公民同招等政策，都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不少政策得到社会点赞。

但也不可否认，有的政策的确引发家长更多的焦虑，有的政策客观结果是将孩子推出校门、推向补习机构，增加学生负担。

最终的结果，是“一刀切”成了教育热词，教育部出来表态，减负不能一味“一刀切”。

教育政策：需有教育定力

以深圳的初中生综合素质评价为例，在姚训琪看来，“综评是好事”，引入综合、多元的评价系统，逐渐改变“唯分数论”，但因家长反弹大就暂停、甚至改变，“对于政策的延续性、政府部门的公信力，都有很大的损害”。

“一个教育政策，如果是符合教育规律的、科学的决策，就应该坚持。”姚训琪认为，教育部门应有“教育定力”，不能朝令夕改、前后矛盾，“一个政策，是不是遵循学生的成长规律？是不是遵循办学规律？如果符合这两点，就应坚持。”

任何政策，都会有赞同者和反对者，“如果有人闹一闹，政府部门就缩回去，那当下一个政策出台，就会让利益相关方产生‘闹一闹就能改变’的心理预期。”

政策出台前：充分讨论、科学决策

当然，保持“教育定力”的前提，是政策的科学性。

一个政策，不同角度、不同利益群体肯定会有不同的声音。但是，教育政策是面向学生整体，立足于国家的人才战略、对下一代的培养理念、使用怎样的人才选拔机制；而家长考虑的，只是某一政策对自己的孩子有利还是不利，只考虑眼前利益，不一定代表科学和正确的方向。

因此，“政策出台前，应征求各方观点，各利益方充分表达诉求、社会充分讨论”，他举例，广州市中考体育提升考试标准，先出征求意见稿，最终达成3年缓冲期，让各方都容易接受，“一个政策，既要符合教育规律、符合孩子的成长规律、符合国家社会发展需要，也要充分考虑家长和学生的承受力，具体操作的时候，的确要非常的慎重。”

政策自信

姚训琪主张，教育政策应贵精不贵多，重质量不重数量，重引导而不是动辄出台各种禁令。当教育政策是高质量的、科学的，教育部门自然会有政策自信、教育定力，而不是跟随舆论摇摆。

“现在各种政策真是太多了，而且大多是‘堵塞’型。睡一觉起来，可能就来个政策，某件事就不能干了，让校长们无所适从。”姚训琪笑说，某些部门把教育和学校当成“高风险”领域，有风吹草动就一禁了之。比如，担心食品安全了，就禁掉校园小卖部、食堂不能外包，校长们手忙脚乱招厨师；担心孩子近视，iPad就不能用了；强调素质教育，考试大纲就取消了……

建议：政府回归本质，办好老百姓家门口的学校

姚训琪建议，要真正减少家长焦虑、给孩子减负，政府应回归本质，“办好老百姓家门口的学校。”

他首先澄清教育均衡和公平的概念：“教育均衡和公平，不等于每间学校都一样，而是给不同资质的孩子提供适合的教育。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有天赋、后天努力、成长环境、个人兴趣特长的差异，真正的公平是满足不同学生个体化的教育需要，让他们成为自己。”要达到教育均衡，需要三方面的实现：生源均衡、教师队伍均衡、管理水平均衡。

“办好家门口的学校，是指学校至少不差、老百姓能接受，师资均衡、校长管理水平均衡，不同的孩子都有机会得到适合他的教育。”姚训琪认为，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应加大基础教育投入让更多优秀的人才愿意进入教育行业，给予学校和校长更多的自主权，让学校有能力为不同的孩子提供个性化的课程和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