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吴国颂
曾思是珠海香洲区一名副处级干部,也是一名老党员。为遏制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珠海香洲区前后设置了4家安置酒店。从大年初二开始,曾思就进入安置酒店工作,成为安置酒店工作组成员之一。在安置酒店里,他既是“保姆”又是“心理师”。
开展工作后,他和同事都进行了核酸检测。当看到其他同事开心领取核酸检测结果时,曾思的心情却格外沉重。据说,核酸检测结果假如是阳性,当事人会得到“另行通知”。曾思问自己,他真的感染病毒了吗?他每天都为隔离人员加油鼓劲,但此时对他来说世界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连日来工作的情景一一浮现在他脑海。
安置酒店的“保姆”
测量体温、填写信息、楼层消杀、代购物品、核酸检测、联系医院……曾思和同事每天的工作都满满的。他们这个工作组有20余人,从珠海香洲各个部门抽调。但在酒店,他们的身份不再是处长、科长,而是抗疫一线的“保姆”。老人血糖高了,他们要联系医务人员购买胰岛素;小孩哭闹了,他们要帮忙购买儿童读本和玩具;成年人发脾气了,他们要像安抚孩子一样耐心劝阻。
余先生入住安置酒店后总是惶恐不安。这一情况被工作组的张敏察觉了。原来,余先生急急忙忙从澳门离开时,护照、身份证和行李都留在了澳门的酒店。“我的澳大利亚签注马上到期了,如果这20天内再不签注,我就会被澳大利亚移民局列入黑名单。我小孩还在澳大利亚,怎么办?”
张敏将情况告诉了曾思。曾思让余先生写了一份事情经过后立即联系相关部门。经过确认,余先生的行李和证件还在澳门酒店,由警方代为保管。如果由中间人代为领取,需要提供个人委托书、律师认证、政府部门求助函件。曾思和工作组同事立即着手帮助余先生。广东瀛凯邦律师事务所的戴选涛律师主动提供免费法律服务,香洲区文体旅游局主动承担出具政府部门函件的任务,几经周折,终于制作了一整套完备的法律手续。曾思随后又通过往返两地的澳门立法会议员施家伦先生,为余先生领回物品。
安置酒店的“心理师”
来自疫情重点发生地的人员,都需要在安置酒店隔离观察14天。“很多人带有不满,认为我们限制了他们的自由。也有的人居住时间一长,吵着闹着要出去。”曾思告诉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他们虽然在珠海被隔离了,但要给他们提供家的感觉。”
有一个来自武汉的家庭,在安置酒店居住数日后觉得闷,坚决要求出去走走。被工作人员拒绝后,开始对工作人员进行辱骂,对方甚至摘下口罩以示抗议。“能怎样呢?只能做通他们的工作。”
澳门第一例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院抵达珠海后,按照要求进行14天隔离。但这名住客从第一天开始就不配合,提出各种质疑:伙食能不能改善、拉她的救护车有没有消毒、检查费用能否政府支付……曾思每天陪她聊天,给她做思想工作。从第五天开始,这名住客慢慢消除疑虑。回家前她给曾思发来了微信说:“谢谢你关照,欢迎有时间去武汉玩。”
曾思说,当听到他们说一声谢谢时,觉得很欣慰。从摩洛哥回来的湖北籍女士刘小姐说:“我们被送到安置酒店后,一开始感到愤怒和不理解!经过4天与你们的接触,现在我们懂得你们的良苦用心了!”
安置酒店的“逆行者”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了解到,在这4家安置酒店,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已超过10人。即使酒店每一个小时就消杀一次,工作人员也做足了防护措施,但大家不担心是假的。送水工知道酒店安置着重点人员,也不愿意送水上门了。曾思每次回家前,都会先脱掉在酒店穿的工作服,做足消毒措施后再换上自己的衣服。“回家后与家人会刻意保持距离。”
2月6日,曾思接受了病毒核酸检测。第二天,其他同事都拿到了检测结果,全是阴性。唯独曾思没有拿到自己的结果。于是就了开头的那一幕。曾思心里非常复杂。“要是我感染了,又传给同事、家人了怎么办?”庆幸的是,一个小时后,曾思的顾虑被打消了。原来他的检测结果也是阴性,只不过检测报告放在另外一个地点。他说,那短短一个小时,人生就像坐过山车的感觉。
在生命被“暂停”的一个小时里,曾思对当前工作有了更深刻认识。他选择退出吗?曾思说,他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必须继续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