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更需要社会治理方式创新

作者：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社会学系教授 赵卫华

近期，一场史无前例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十四亿人的工作和生活，也给整个社会管理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疫情期间，医务人员的辛苦自不必说，整个社会管理系统也在高强度运行，一些警察等不同岗位的同志甚至牺牲在工作岗位上，抗疫管理工作重心下沉更是给基层社区工作人员带来了不小的压力。这个时刻，是考验国家的社会治理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时刻，现在整个社会有序运转，说明我们国家的社会治理能力还是经得住考验的。但是，疫情之下，社会管理方式方法的创新也很重要。

好的管理方法可能降低疫情的不利影响，提高社会管理效率，不好的管理方法在控制了疫情的同时，也可能带来一些新问题。社会管理不当带来的次生问题，如乡村堵路、驱逐租客，甚至殴打人员等都是比较严重的管理过度事件。综合来看，很多是可以通过改进管理方式而避免的，所以，改进社会治理理念、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尤其必要。比如，近日北京出现了多起出入证违法事件。据报道，疫情期间北京一些小区多人因使用假出入证进社区被拘留。违法就要受到惩罚，警察和社区管理人员的认真负责精神必需肯定，但另一方面也需要对社区出入管理方式进行反思。严格社区出入证管理，对于防控疫情非常重要。社区出入管理涉及到每一个居民，是一个精细化管理的问题。疫情发生以来，随着社区严格出入管理，一些租房居民遇到了很多问题，如不让返城的人进入租住小区，涨租金、退租等都有发生。为了加强疫情防控，社区要求居民凭证出入。据了解，很多社区规定一户家庭可以办理三张出入证。从家庭规模看，这个政策是有合理性的，不会影响日常生活。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北京的家庭规模中，一人户占24.8%，2人户占30.2%，3人户占29.1%，三者合计占了84%多，四人以上的户的占比很小。对于四人以上户，疫情期间，很多人宅在家，三张出入证也够用了。但是，这个政策没有考虑到的问题是，在北京房租价格极高的情况下，很多租房者都是合租的，合租者有的是一人一间，有的是两人一间，甚至多人一间。一些大户型通过改变格局，三居室可能改变为四居室（这种改动可能也符合相关的租房规定）。这样一个三居室可能住四个甚至更多人。这些合租的大多是外来务工人员，他们上班、出行等生活节奏并不一样，如果不能一人一证，由此带来的出入难题是必然存在的。由于不好办证、不合规租房不敢去办证或者其他原因不能拥有出入证，则就产生了造假的可能性。

有了造假证的空间，也就有了疫情防控的安全隐患。因此，从源头上堵住漏洞，推进社会管理的精细化非常必要。如何改变社区的出入管理方式，既能达到严控疫情不留死角，又能让每一个居民都出入方便，这非常考验城市的治理能力。现在疫情虽然总体向好，但仍然复杂多变，社区防控更需要做到精准细致。就社区出入管理来说，摸清实际情况，按人发证，就不会出现上述造假行为。此外，疫情防控要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高管理效率。二维码、健康码等现代手段运用于社区出入管理从技术上都没有太大难题，关键是如何结合的问题。利用科技手段实现精细化管理，不仅可以提高效率，也更精准，更有效。

总之，疫情给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给社会治理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疫情防控对于我国的社会治理来说，既是巨大的挑战，也是一个创新的机遇。唯有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才能够尽可能地缓解疫情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困扰，战胜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