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6名特派记者奋战在湖北抗疫一线,用纸笔和镜头见证历史
4月10日,随着广东援助湖北武汉最后一批医疗队员的撤回,宣告广东援助湖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任务圆满结束。在众多逆行者中,有一份荣光是属于媒体记者的,他们不畏危险,忠实履行新闻记者的职责和使命。其中,羊城晚报6名记者也在抗击疫情的湖北疫区一线奋战近两个月,在这段特殊时期,他们经历了什么?记录了什么?
见证历史坚守责任 努力做有价值报道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温建敏
虽然是名老记者,但是真要回顾此次奔赴湖北疫区采访写下感言时,一时间居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45天里,从广州到武汉,再转战洪湖、荆州,就单一事件来说,一定是职业生涯中最长的一次采访,没有之一。而我的同事汤铭明,及其他的一些同行,在疫区的采访时间更长。
面对史无前例的疫情,我们每天都在见证历史。见证武汉封城、湖北封城甚至全球封城,见证新冠肺炎患者从几十数百例到超过百万例,见证死亡人数从个位数到逼近6位数。
而武汉和湖北,无疑是早期疫情的风暴眼。在这里的亲身见证,无疑更有历史价值,对于一名记者来说,更是难得的职业生涯经历。
事实上,22年的职业生涯中,我参加过汶川地震、日本大地震、雅安地震等重大突发事件的采访,也参加过“非典”这样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报道,但没有哪次面对过像新冠疫情报道这样巨大的冲击。
2月5日,当我作为领队带着广东媒体报道团到达武汉高铁站时,面对空荡荡的站台和街道,面对人满为患的各家医院时,这个千万人口的大城市像是按下了暂停键,除了医院,全城停摆,一股悲凉涌上心头。
“必须提醒你们,你们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敌人,是看不见摸不着又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病毒。”接站的湖北省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说。
湖北的疫情仍然处于最严峻时刻:2月4日新增确诊3156例,比前一天增长约30%。
我采访的好多医疗队员都是写了遗书上前线的,虽然4.2万援鄂医疗队员后来无一感染,但当时外界对武汉的判断是处于失控状态,必须做最坏打算。其他行业的“逆行者”莫不如是,我的一个同事就是写下遗嘱后赴一线采访的。
而冒着巨大风险“逆行”的新闻记者当时却是遭到部分人士的质疑的,一是当时医疗资源极其紧张,媒体记者会不会挤占宝贵的资源,二是记者非专业人士,如果防护不当被感染,更是添乱。
对前方记者来说,这也是巨大的压力——冒着如此大风险来到疫情最危重的地方采访,意义何在?如何履行好一个新闻记者的责任?
于我而言,或者于一个记者而言,最重要的,当然是及时准确生动做好疫情报道,并重点关注疫情当中的普通人,记录下一线医护人员、病患者、基层工作人员的故事,如《航拍雷神山医院,让我们记住这些平凡面孔》《一座城的“疫”中深情》等报道。
二是发挥媒体的纽带作用,并力所能及地回应热点焦点。如及时将一些医院医疗资源缺乏的情况与一些社会组织、企业沟通,为社会捐助充当桥梁纽带。在洪湖采访时,我们就成为首家现场采访回应“良心口罩”被罚事件的媒体记者。
三是做好防护,不添乱,尽量不挤占医疗资源。在武汉采访时,作为广东媒体采访团队的领队,我曾放下手中的所有工作,联系广东医疗队为团队记者做防疫培训。而在湖北45天的采访中,无论采访回来多晚,后方催稿多急,一定要先做好防护消杀。另外,得益于报社同事的努力,出发前携带了较为齐整的防护物资,所有采访活动,没有动用当地一个N95口罩,没有挤占一件防护服。
在出发的高铁上,我在朋友圈发了8个字,“希望不添乱,有价值”,现在看来,基本上还是做到了。
在现场用镜头勾勒 疫情下武汉的画像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汤铭明
今天,是我来武汉一线采访报道的第74天,成为目前广东媒体在汉时间最长的记者之一。从武汉“封城”到“解封”,我亲身经历、报道了这座英雄城市摁下“暂停键”以来的点点滴滴。
1月27日,大年初三,广东首批60名中医医疗队白衣战士星夜驰援武汉。除夕刚从云南出差回来的我,拍摄、记录下了出征画面,作为一名有10年党龄的老党员,深受感染,于是主动向报社请战。
1月28日,大年初四,我收到紧急消息,自己被选为羊城晚报首位特派武汉的记者,抱着报社准备的防护服、口罩等物资,以一种从未想过的方式,第一次来到了武汉。
“你回家了,但是家人却不能与你相见。”刚下飞机,就接到了武汉的姨妈打来的电话。这是外公外婆出生长大的地方,却是我没有回过的故乡。
从此,我义无反顾地进入了“战场”。70多天里,20余次进入感染风险最高的“红区”,累计拍摄图片七万多张,视频资料达到1T。镜头下,是华南海鲜市场、汉口医院隔离病房、汉口医院发热门诊、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江汉方舱医院、武汉市中医院、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协和西院ICU病区、武软康复驿站等防疫一线真实画面的记录。
还记得,1月30日,第一次走进“红区”,在广东医疗队的帮助下,我穿上防护服、戴上护目镜,全副武装进入汉口医院隔离病房。一口气拍了4个多小时,出来时已近虚脱。
进去之前心情很忐忑,但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疫情最真实的样子。一位65岁的武汉阿姨对着镜头说:“谢谢广东的医疗队!你们辛苦了!”
3月9日至11日,我与同事连续三天四度进入协和西院ICU病区,每次拍摄时间长达4小时,近距离高风险拍摄“敢死队”医护人员为病人插管、拔管、做穿刺引流手术等高危场面。
方舱医院是最牵动人心的地方。我数次进入各大方舱医院,完整记录了方舱医院从开始初建,到最后休舱的历史过程,见证了方舱医院内的百态人生,传递方舱医院内展现的人性之光、生命之光。
我还跟拍广东医疗队最小男护士的一天,在方舱医院长达6小时贴身体验一线护士的艰辛与不易,反映“95后”年轻一代医护人员的时代担当。
此外,我穿梭在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用无人机记录下风雪中肃穆的武汉,用镜头捕捉隔离下普通市民坚韧乐观的生活面孔……七十多个日夜,数不清的脚步,镜头下聚焦了疫情中的武汉日常。
拍摄《谢谢你》战役志愿者纪录片时,一对情侣志愿者为医疗队送物资的故事触动我内心;拍摄《疫·家人》纪录片时,蓝天救援队队员为逝去兄弟完成未完成心愿的故事,让我潸然泪下。
我在现场,努力用镜头勾勒出疫情下武汉的画像。
在武汉的我经历了 人生中很多第一次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张豪
来武汉已经56天了,感觉就像是做了一场梦。来时,武汉寒冬凛冽,归时,江岸春暖花开。在这里,我经历了人生中很多第一次,第一次来武汉这么久、第一次穿防护服、第一次进ICU病房……此去经年,这将是我人生中难忘的一次经历。
第一次穿戴防护服是在武汉客厅方舱医院,贴身采访广东医疗队最小的男护士罗虔浩。头戴式的N95口罩用橡皮筋勒得嘴巴和鼻子密不透风,外面套上一层外科口罩,再加上一层护目镜橡皮筋,毫不夸张地说,头部有一种被五花大绑的感觉。
这一穿就是6个多小时。当我脱下防护服,重新换上一次性外科口罩后,我的手下意识地去确认口罩的位置,它太轻了,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第一次进ICU病房是在雷神山医院,晚上9时许,在那里,空气都仿佛是凝固的,绝大多数病人在镇静深睡状态,病房里只能听见各种医疗仪器不断响起的“滴滴”声。医护人员小心翼翼,交流也是轻声细语,生怕吵到了病人。
“床前明月光,疑似地上霜……爷爷你快快好起来,我们等你回家。”在病房的最里边,一段稚嫩的孩童声传来。我循声走到病床边,声音是从一个小小的录音机里发出的,病床上的老人处在镇静状态。
我原以为是老人在听收音机,后来询问护士才得知,原来是这位61岁老人的孙子,为了鼓励爷爷早日康复,特地录了一些自己朗诵的古诗和鼓励他的话。护士说,录音基本一天到晚都循环播放。我站在床边静静地听了许久。
老人做了气管切开手术进行插管,又在做着肾透析,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与死亡仅有一步之遥。也许,就是听着孙子的声音,让他增添了与病魔坚持斗争的动力吧。
在采访医疗队之余,我也会到武汉的街头走走,跑跑街,用镜头记录下疫情中武汉市民的生活。
有着600多年历史的武昌区得胜桥,原是武汉最具烟火味的老街巷。疫情期间,社区主要出口封闭,平日里的嘈杂市井气、家长里短人情味,都归于沉寂。然而,这并没有打消他们对生活的热爱。
“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把所有的忧愁、所有的烦恼通通都吹散……”伴着抖音热曲,在一个不足两米的巷子里,灯光昏暗,十几位附近的居民在这里跳着广场舞。当我将镜头对准他们时,那一刻,泪水在我的眼睛里打转,我被他们对生活的热爱深深感动了。
白衣天使是英雄,武汉人民也是英雄。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武汉人民真的付出了太多太多。隔离板下的生活,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不便。我相信,当人们回望这场灾难的时候,武汉人民的付出永远不会被遗忘。
4月8日,武汉解封,这座英雄城市的春天来了。衷心祝福武汉越来越好!
ICU连续蹲守三天 感受到活着的意义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李斯睿
“爹爹,不要再回ICU(重症监护室)了,好不好,快点好起来回家,家人在家里等您呢……”3月11日下午5时30分,踩着阳光投影的斑驳,68岁卫爷爷第二次从武汉协和西院ICU转出至普通病房,协助卫老转运的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护士郑慧雯双手竖起大拇指给予他鼓励。
这是我在“红区”听到的许多简单的问候和祝福之一,却最打动内心。在疫情中能活着走出ICU,该是人生多大的幸运?
新冠肺炎战疫仿如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而ICU就处于战场的最前沿,距离生死转换最近的地方。在这里,二十台生命体征监测仪组合在一起,成了隔离病房里的生命之声。在这里,生命是以分钟为单位计量的。
3月9日至11日,我在武汉协和西院二楼ICU连续三天四度蹲守采访时感受到,ICU里的每一瞬间,都关乎生死,也关乎责任和希望。最终,我采写出《ICU里的决战时刻》,还原这里最真实的一面。
从2月13日抵达武汉,到4月10日返穗,整整58个日夜,累计进入“红区”隔离病房十多次,从康复驿站、方舱医院到汉口医院、协和西院ICU、雷神山医院ICU。
还记得,为采写好《再见,汉口医院》报道,我与摄影同事连续两天蹲点汉口医院,不少医疗队的队员有时还会跟我开玩笑说:“你今天怎么又来跟我们一起‘上班’了?”
武汉是一座英雄城市,却没有多少医护人员是为了成为英雄而来。“我只是换个工作地点而已。”一句朴实的话,总能感动到我。
除了关注冲锋在前、无私奉献的医护人员,处于风暴眼中的武汉人民究竟是以怎样的状态生活着?在武汉的50多天里,我一直在寻找答案。许多个零点后的深夜,我走在武汉的街头,与每一个愿意和我交流的人聊天;在600多年历史老街得胜桥,我蹲守了近一周,听街坊邻居诉说心声——在这些述说里,不一定有生死,不一定有离别,也不一定有新冠肺炎,有的只是被喜悦、兴奋、伤痛、悲情围绕的普通人。
而这些组成了整个历史背景的个体,却又恰巧最容易被历史忘记,我很庆幸自己记录下了他们的面容。
一线参与采访抗疫记者生涯无上光荣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李钢
过年的时候我在上海,出于新闻人的本能,一直关注着疫情发展,也多次向报社表达了去一线参与报道的愿望。
为了待命出发,我是一路从上海开车赶回广州的。虽然紧赶慢赶,还是晚了半天时间,否则就可能是去武汉报道了。
最终,我收到通知要随医疗队前往荆州。从业近20年,去过很多灾区采访报道,但到了荆州,最初的感受竟然是有些“平淡”。因为这里没有地震、火灾、泥石流那种满目疮痍,也没有充斥耳间的撕心裂肺的哭喊。病毒是如此微小,看不见摸不着……
但是,当你走进病房,走近医护人员,走访荆州的大街小巷,那种异样的紧张感顿时升腾而起。
还记得,第一次穿防护服简直是手忙脚乱,戴上N95后一时间不适应,竟然有要晕厥的感觉。第一次脱防护服,内心的真实独白是,死了,这次应该中招了。穿,有感控员帮忙,脱,却是依靠自己——甚至有医护人员在病区内呕吐,有可能出现窒息,也只能是一个人按照严格流程把防护服脱下。
还好,没事。
那天,一名危重症病人没有抢救成功,最终还是走了。我在现场经历了整个救治过程,那种感受很难用语言准确描述,但是却在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迹。
病房里就是一个独立的小世界,不同身份、不同年龄的人,因为疫情聚到了一起,又因为疫情,和广东的医护人员聚在了一个屋檐下。你能感受到湖北人民对同胞的支援帮助发自内心的感激,他们不断地对广东医护人员说,你给我个地址,回头我给你寄黄桃……
就要离开荆州了,大家都很激动,粤荆两地的医护人员聚在星空下合唱,唱了两个多小时,很多人都哭了。疫情终能过去,友谊地久天长……
从上海奔驰到广州,再辗转荆州各区县采访,返粤后在佛山休整后,重又回到广州……过去两个月的一幕幕,还随时在眼前切换,必将终生难忘。
风雨满路逆行荆州 既是见证更是成长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梁喻
2月20日,在第三次跟随医疗队前往机场之后,我终于坐上了奔赴湖北的飞机,成为报社派出的新冠肺炎疫情报道最后一名赴鄂记者。
病房,是抗疫一线中的一线,是记者在疫情报道中最希望进去的地方。到达荆州后,我第一次进入病区是在洪湖市中医医院的安康病房。为了做好院感防控,进入隔离区前几位值班护士齐手帮我穿戴防护用品,封补防护服空隙的胶带贴了一层又一层、叮嘱的话说了一遍又一遍,对我流露出像对孩子般的担心和关爱,让我深受感动,当时隔着护目镜看她们忙碌的第一视角,我永生难忘。
到后来,进出各医院病房和穿脱防护服变得频繁,我自己也操作得越来越熟练。待在病房里时间最长的一次,是在洪湖市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从上午九点一直到下午四点多,记录下洪湖市新冠肺炎危重患者转运“清零”的历史时刻。每次脱下防护服,衣服湿透已没有感觉,手指也都发凉发麻,指腹全是褶皱。体会过为了工作不吃不喝不上厕所、空隙时不敢趴桌休息、呼吸不畅却不能脱下口罩之后,更感受到医护人员的辛苦和伟大,感受到自己作为新闻工作者的在肩之责。
许多时候,因为器材的防护包裹和眼睛前面护目镜与面屏的隔挡,记者们在病房内的拍摄都是近乎盲拍。但欣慰的是,克服困难,我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下机器带动病人生命同步跳动的频率,记录下医护人员忙碌抢救的紧张身影,记录下医患生死与共、鼓励与感谢交织的动人故事……我看到几乎每一床的患者都毫不吝惜地表达对医护人员的感激,他们如同抓住新的生命般握紧医疗队员的手,好几位老人不约而同地说,以后要拿自己的退休金买票来广东看望他们的救命恩人。踏进隔离病房的那道门,有生死,更有希望。能在现场,尽己之力,是我之责,亦是我幸。
终于,疫情逐渐平稳向好,在返回前,荆州的古城已恢复了车水马龙的热闹,城门外桃樱争芳、垂柳依依,江汉平原油菜花开、满地金黄。从风雨满路到陌上花开,这趟荆州的“逆行”,于我是见证,更是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