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追忆罗宗强先生：出身岭南享誉全国，“本色书生”谁堪比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孙磊

图/南开大学文学院（署名除外）

著名学者罗宗强先生于4月29日13时50分在天津逝世，享寿九十岁。

羊城晚报第一时间采访了罗宗强先生的家人以及与他相知多年的学者，在此同时刊发陈洪、戴伟华两位先生的追忆文章，以表达我们对这位古典文学大家的敬仰与哀思。

学术：开创中国文学思想史“南开学派”

出生于广东揭阳的罗宗强，于1956年9月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1961年毕业后继续在该校攻读研究生，研习中国文学批评史。

罗宗强先生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享誉国内外的著名学者，其《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明代文学思想史》，为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经典之作。他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明代后期士人心态》《李杜论略》等著作，也是具有广泛影响的学术精品。

4月30日，南开大学文学院官方微信号发布讣告，称“他开创了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与学科方向，被国内学界称为南开学派”。

讣告中还透露，遵照疫情期间殡葬事务的相关规定和罗宗强先生家属意愿，丧事从简，家中不设灵堂，不举行悼念活动。南开大学将在网上辟设灵堂，供海内外同仁吊唁追悼。待疫情结束后将举行追思会，并编辑出版罗宗强先生纪念文集。

为人：不善言辞，待人诚恳

在1990年杭州的一个学科培训会议中，著名学者、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天骥跟罗宗强住在一个房间，两人由此加深了认识。

“我们晚上就聊学术问题，第二天一早沿着西湖散步接着聊。后来去济南会议后游泰山，我们两个连泰山都不看，就躲在车子最后一排聊学术。”在黄天骥眼中，罗宗强并不是一个善于言辞之人，甚至是有点木讷跟书呆子气，而且潮汕口音重，说话声音又比较小，但是一聊起学术就滔滔不绝，两个人仿佛有说不完的话。

罗宗强先生教学有方，他曾任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先后获得南开大学荣誉教授、特别贡献奖与最高学术成就奖。“宗强对学生非常严格，也培养了不少优秀的学生，现在很多都是学科的骨干。”黄天骥回忆，当年他们还会互相把学生的博士论文发给对方看，“只看，不评价，就是让对方知道目前自己的研究是什么路子。”

生活：和煦慈爱，充满才情

“我其实是我父亲带大的，因为母亲常年生病，也需要照顾。”在女儿罗健眼中，罗宗强是一个非常宠溺子女的家长。小时候，罗健喜欢吃甜食，像大白兔奶糖、大大泡泡糖，父亲一买就是上百块，“我都吃得长虫牙了。”

罗健上小学的时候，想玩风筝，“我爸就在校园里到处找竹子，找到了，再把竹子劈得很细，放在我洗澡的大水盆里泡一整晚，第二天拿出来做风筝。我妈妈是画画的，就会画一些蝴蝶、老鹰之类的图案在风筝上。”

闲暇时罗宗强也会画画。“我父亲的画作不多，但是很有才情，常常很打动我和他的学生，画技虽然不太娴熟，但是能够直达人的心灵。”在罗健看来，父亲的才情、学问、淡泊名利的人生观念都能在他的画中体现出来。

罗健告诉记者，虽然父亲70多岁就退休了，但是一直坚持做学问，“在我印象里，以前父亲忙完家里的事情，到晚上九十点，就开始做学术研究，一直到夜里两三点，第二天一早还要起来去学校。退休后他也坚持，做学问从不退休。”

罗健说，父亲最后走得很平和，“他也没有留下任何遗愿，是很安详的。”

【追思】

本色书生谁堪比

文/陈洪（南开大学讲席教授，天津市文联主席）

虽然在疫情开始时就听到宗强先生身体渐衰的消息，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噩耗传来，还是伴随着强烈的震动与刺痛。

宗强先生是我的大师兄，又是合作多年的直接领导。他的学问、人品，正如颜渊所言：“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驰亦驰；夫子奔逸绝尘，而回瞠若乎后矣。”

从电话中得知先生仙逝，几十年的情境一幕幕闪过心头，一个强烈的印记不断重复着——“本色书生”！

我是1978年考入南开，师从王达津先生攻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生。宗强先生是1961年进入王门的，所以说虽为师兄，亦兼师长。我在读期间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是经过宗强先生指导、斧正的。当时在这位“温而厉”的超级大师兄面前聆听教诲，那种混杂着兴奋与忐忑的感觉，思之犹如昨日。

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宗强先生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问世，瞬间士林洛阳纸贵。当时，我陪先生去上海，王元化先生、章培恒先生等沪上学界翘楚轮番设宴，席上话题大半在此书。诸位先生皆盛赞宗强先生对那一段历史“同情的理解”，而史料之扎实，文章之赡逸犹在其次也。当时，感慨良多——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南开的中文学科陷入困境，以致在公开场合有南方学界大佬肆意谤讪。不意数年间竟有如此大的反转。当时之感慨，集中于一点，就是学问、学术的力量乃至于斯！

十几年前，宗强先生的研究领域转移到明代文学，半年之内数次邀我恳谈、讨论。我对明代小说研究略有所知，而他的思考深度其实远远超过。但是，关于《水浒传》作者与写作年代，《金瓶梅》的传播途径，李开先的仕宦经历等，都是虚怀若谷地听取我的意见。

其实，他当时对这些问题已经有相当充分的了解，却仍然愿意听到多方面的观点。我当然也是直陈所见，包括对于不同时段“文学思想史”范式的变通等。有些看法彼此并不完全一致，而宗强先生不以为忤，过后仍然招我品茗畅论。

宗强先生性格偏于内向，但对朋友、对晚辈之热心直如春日。记得1991年，我晋升教授，请詹瑛先生做学术鉴定。由于学校工作的粗疏，给詹先生留出的时间相当迫促。宗强先生出于对詹先生的尊敬，也怕误了我的时机，就亲自去给詹先生送材料。

当时刚刚降过一场大雪，雪融复凝，路上满布冰沟雪棱。罗先生车技很差，骑行在那样的路上实在令人不安。但他不听劝阻，硬是摇摇晃晃上路了。酷寒的冰雪与温暖的热流，那一幕终生难忘，真是“冰炭置我肠”！

宗强先生多才多艺。诗文写作自不待言，而水墨写意犹见功力。一幅“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远矣”，把《庄子》的精神境界表现得悠远超卓。他与夫人同嗜丹青，相对挥毫，并有合集付梓。南开同仁每谈及此，无不欣羡不已。

称宗强先生“本色书生”，似乎不够高大上。但在我辈心中，能够全心全意心系学术，不慕浮华，远离名利，实在是当今世上最可宝贵的精神。先生的楷模，虽不能至，但高标在前，终如浩浩天宇中的斗辰。

宗强先生精研南华，对迁流之大化早已彻悟。今驾鹤归去，可谓了无遗憾。但在吾侪心中的哀思却是如何销得！

立言彰精义，承教沐春风——追忆罗宗强先生

文/戴伟华（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

乡 音

得知罗宗强先生去世的消息，我很难受。自去年开始先生越来越虚弱，我本想寒假去天津看他，但由于疫情影响，未能成行。没想到这竟成了永远的遗憾。

2010年中国唐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召开，会前我和武汉大学尚永亮兄等几人去罗府拜望先生，其间先生在闲谈中问起我在广州的生活，我坦言虽在广州多年，还不能讲和听粤语；罗先生亦笑言，出去多年，努力讲普通话，现在人老了，不知不觉又说回一口家乡话。

乡音也许是惦念故乡的最好印记。如今先生仙逝，但他的话依然回响在耳畔，如同他的人格与学养，温润而深情。

心绪不宁，想着和先生交往的点滴。因傅璇琮先生的关系，我能较早向罗先生请教，受益很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傅璇琮、罗宗强先生既是学术界的领军人物，又为引导学术健康发展殚精竭虑，像唐代文学研究能有后来的领先地位，应归功于他们的示范和努力。

傅、罗二位先生是学术上的好友，傅璇琮先生为罗先生《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的序中第一句便提到：“宗强兄是我的畏友。我说这话，一是指他的学识，一是指他的人品。”

罗先生在后记中亦云：“我要感谢傅璇琮先生，他给了我许多的关心和鼓励，这次又拨冗为我的这本小书作序。我十分庆幸在短短的十年的学术生活中，能够结识几位象傅先生这样真诚相待、学问人品皆我师的朋友。在艰难的学术之旅中，有这样的朋友是人生的一种幸福。”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傅先生也多次向罗先生介绍我。

无 私

从两位先生那里，我获得过很多无私的帮助。我非常敬重罗先生，他有过一段艰辛的时候，但不改学者本色，“青灯摊书，实在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快乐”。这同样是我向往的读书境界。

和罗先生在一起，就像和傅先生在一起的感觉，敬重而又随意。1990年罗先生收到我的《唐代幕府与文学》，给以鼓励，并说：“也可以做唐代政治与文学，不过牵扯面太广，一时不易写好。”罗先生晚年比较关心时事政治，其实他一直在思考文士的生存状态，政治和文学的关系。

1994年《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出版后，我甚至请傅先生和罗先生帮我“推销”，此书第一版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自印征订发行，我给在唐代文学学会里的前辈、同行都发过订书单，学者们亦多有响应和支持。一方面因为拙著是工具书，对相关研究或有帮助，另一方面学者们也知我们年青人出书不易，自费印刷，因而多向单位图书馆推荐。

罗先生收到书后，还推荐给他的老师王达津先生，王先生给我回信说：“此书补前人之阙，大有利于搞唐史、唐代文学的人，可谓功在国家，遥表敬意。”每每想到先生对后进的奖掖与提携，便不能不动容。

胸 怀

罗先生对后学的关心，同时也体现在对学术推进的期待上。2000年世纪之交时，我曾写过一篇题为《交叉学科中的古代文学研究》的文章，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6期上。我当时觉得古代文学的本体研究似乎到了一个瓶颈，学界的研究视野多局限于作品分析、作家研究，重复较多，鲜有新意，这至今仍是一个问题。

我受傅璇琮先生文史交叉研究的影响比较多，于是撰文谈了对古代文学交叉学科研究的看法，倡导在广阔的文化视野中推进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化。

后来罗先生看到了我的这篇文章以及康保成《90年代景观:“边缘化”的文学与“私人化”的研究》与蒋寅《文如其人——一个古典命题的合理内涵与适用限度》二文，有感而发，在《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上发表了《目的、态度、方法——关于古代文学研究的一点感想》一文，结合我们三篇文章中的观点，对古代文学研究中的“目的、态度、方法”三方面谈了许多深刻的见解。

罗先生在文章中婉转地对我们的想法提出了一些讨论。他既肯定了我文章中的观点，同时也十分深刻地指出“多学科交叉的研究,如果没有用来说明文学现象，那就又可能离开文学这一学科，成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提出古代文学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应有文学本位的立脚点。后来我的文章和罗先生的文章都被多次转载，这也可以说明学术界对此问题的重视。 

应该说，罗先生对我们即使有批评，也是一种深切的爱护，他怀着对学术推进的热切期待，从学术发展的大局考量，密切地关注着后学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方法。老一辈学者的胸怀与对学术事业的热忱，在罗先生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另一方面，罗先生也对我们的发展前景寄予厚望，有鞭策与关怀之意。老一辈学者中，罗先生与傅璇琮先生、陈允吉先生，均卓然一家，傅先生做文史交叉研究，罗先生做文学思想史的研究，陈允吉先生则做佛教与文学的专题研究，均具学术领域开创之功，沾溉后学颇多。

悼 挽

昨日我发朋友圈，并拟挽联哀悼罗先生。

联曰： 

承教如沐春风，垂范有雕龙李杜明心史；立言每彰精义，退隐约书艺丹青写夕阳。 

罗宗强先生是揭阳市榕城区人，学术成就卓著，其《李杜论略》《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唐诗小史》《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明代文学思想史》等都以学养深厚、开拓创新而被学界视为典范。

傅先生说：“他的著作的问世，总会使人感觉到是在整个研究的进程中划出一道线，明显地标志出研究层次的提高。”“总表现出由深沉的理论素养和敏锐的思辨能力相结合而构成的一种严肃的学术追求。”

挽联中只能择取其一二，“雕龙”指《读文心雕龙手记》及《晚学集》中相关论文；“李杜”指《李杜论略》；“明心史”之“明”可作动词为“阐明”意，也可为名词指明代。继《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之后，先生又有《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写文士心灵历史。先生晚年以书法和绘画为娱，故下联云“退隐约书艺丹青”。

丹 青

2009年元旦收到罗先生寄来的新年贺卡。当时在知识分子中间还不时兴自己印制贺卡，罗先生却赶了个时髦，寄来的卡片上印的是自己的画。我向来喜欢学者的书法、绘画作品，欣赏其中的文人气息和韵致。罗先生的画很有意味，我一见为之倾倒，便“斗胆”去信索画。

我告诉先生，未曾想您在“青灯摊书”之余，还有如此雅好，期望能够收藏先生大作，挂在客厅时时欣赏。本以为先生已八十高龄，而且还在著述不辍的阶段，不会这么快有回应，谁知3月16日就收到了先生的回信和这幅画，画中题诗：“一叶何尝又入秋，韶光有意为淹留。仿佛蝶舞风飞日，望里轻风过梢头。”老人心底透露出阳光。

回信中罗先生十分谦虚地称自己的画为涂鸦，并且顺带提及了自己的学画经历与师承，信中说：“弟十三岁时，曾从其时大画家陈文希、黄独峰学画，十八岁之后弃之如敝屐。至近年忽重发痴想，重执画笔，意在引起对于童年之难忘忆念，给失落寂寞之人生以一点小小慰藉，如斯而已。”

罗先生的老家揭阳本就是岭南绘画的重镇，黄独峰少年随邝碧波习任伯年花鸟，后入春睡画院从高剑父学艺；而陈文希则先后在上海美专及新华艺专学习，师从潘天寿。因此，罗先生的绘画兼有岭南画派和海派的因子，又不拘于形貌，自有逸气与拙趣。

罗先生是中国学术的代表人物，我在岭南工作整整二十年，为岭南有罗先生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