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文脉·杂谈】张之洞与梁启超：从忘年之谊到交恶如仇

文/羊城晚报记者 夏杨

张之洞是晚清重臣，在两广、湖广等任总督多年，与岭南士子也多有交往，比如康有为、梁启超、梁鼎芬、江逢辰等，留下不少佳话。

其中尤其与梁启超的爱恨情仇，令人津津乐道又扼腕叹息。

关于两人的初识，有个传说故事广为流传。追随康有为维新变法的梁启超，一日路过武昌，便登门拜访湖广总督张之洞。名帖上署“愚弟梁启超顿首”。

有名士傲骨的张香帅，面对一个初出茅庐却与他称兄道弟的年轻人，难免不悦，便写一副对联要敲打他：“披一品衣，抱九仙骨，狂生无礼称愚弟。”没想到梁启超的下联不亢不卑：“行千里路，读万卷书！侠士有志傲王侯。”

中国自古有对联文化，传说故事难免有戏说成分。不过在晚清民国时代，梁启超堪称大才，一贯爱才的张之洞自然高看几眼。且他也想拉拢有才之人为己所用。

对梁启超这位青年才俊，张之洞很有好感，对维新改革的支持也更大。北京强学会成立，他捐5000金。他还支持康有为办强学会上海分会，并捐款500两，划拨公款1000两。

张之洞还大力支持梁启超办报。梁任《时务报》主笔，刊登以“变法通议”为主题的系列雄文，社会反响强烈。张之洞赞曰：“该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志气……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为此，他还要求“所有湖北全省文武大小各衙门……每衙门俱行按期寄送一本”，而汇款则由善后局统一办理。

张对梁礼遇有加，一次他邀请梁赴武昌，称谓用的是“卓老”：“甚盼卓老中秋前后来鄂一游，有要事奉商。”张之洞身为朝廷大员，对一个年轻人如此称呼，梁启超对此颇为感激，他在给张之洞的信中，总以“吾师”相称。

然而，毕竟张之洞是个官场老手，对变法这样的政治大事不可能不权衡利弊，对报纸的影响力也十分警惕。当梁文出现对洋务运动的批评时，他就不耐烦了。

张通过其幕僚、时务报总理汪康年，对梁施加影响。但专注于维新思想宣传的梁启超仅在情面上做了让步。他还利用回乡探亲之机，在澳门创办《知新报》，言论更为犀利。

当梁启超再去武昌见张之洞时，张邀他出任“两湖时务院长”“以千二百金相待”“其词甚殷”。张的挽留，虽有爱才成分，也难免有将之调离报刊的目的。但梁婉拒，坚持继续办报。

终于，梁启超关于“洋务运动不足以救国”的言论打破了宁静。张之洞认为该文“太过悖谬”，电饬湖南巡抚陈宝箴，要求停止此册在湖南销售。

面对种种限制，梁离开《时务报》，赴湖南任时务学堂中文教习。此后，《时务报》就在汪康年主持下，开始刊登抵制改良、诋毁康梁的文章。

梁启超来到湖南，继续在《湘报》《湘》上发表言论宣扬维新，张之洞就要求陈宝箴和黄遵宪整顿《湘报》，并封杀《湘》在湖北的销售……

随着维新变法失败，康梁流亡海外。此时的梁启超再无约束，对张之洞的批评不再留余地。

对洋务运动“务枝节不务根本”的批评，他直接点名张之洞：“世之所谓温和改革者，宜莫如李、张矣……然则再假以十五年，使如李、张者……亦不过多得此等学堂洋操数个而已。一旦有事，则亦不过如甲午之役，望风而溃，于国之亡，能稍有救乎？既不能救亡，则与不改革何以异乎？”

他的批评还直指人格，直言张之洞爱名爱身甚于爱国：“除弊之事，最易犯众忌而触众怒，故全躯保位惜名之人，每不肯为之……张之洞且尝与余言，言废八股为变法第一事矣。而不闻其上折请废之者，盖恐触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教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惧其合力以谤己而排挤己也。今夫所谓爱国之士，苟其事有利于国者，则虽败己之身，裂己之名，犹当为之。今既自谓爱国矣，又复爱身焉，又复爱名焉，及至三者不可得兼，则舍国而爱身名，至二者不可得兼，又将舍名而爱身……”

梁启超还将张之洞与李鸿章作比较，揭穿所谓的“清流领袖”：“李鸿章实践之人也，张之洞浮华之人也。李鸿章最不好名，张之洞最好名，不好名故肯任劳怨，好名故常趋巧利。”

从忘年之交到恶如仇寇，张梁关系为何有如此变化？说到底，是两人道路不同，一个是清廷重臣；一个是维新志士，最初走在一起，只是出于权衡。康梁布衣上书，需要朝臣支持；而张起初支持维新，也不过是政治投机。当光绪与慈禧矛盾凸显，深知实权所在的他立即改换立场，站到了维新对立面。

也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梁启超对这个曾经的“吾师”痛下杀手、口诛笔伐，不惜加以深入骨髓、触及灵魂的尖锐批判。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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