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如何涤荡污名化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自我构建形象方面的主要障碍来自国民党媒介的污蔑丑化以及国际上对中国的“刻板印象”。面对国民党政府对中共的政治隔离和新闻封锁，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如何让外界真正认识中共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形象，如何把延安的声音发出去，让世界认识真实的延安，争取话语权，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筹办新华社积极主动发声

为了突破国民党顽固势力的舆论封锁，发出红色中国的声音，中共中央把开展对外宣传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强调“宣传上要以我为主”，精心部署，主动作为，把传播媒介办起来了。成立由毛泽东负责的宣传委员会，在办好新华社、《新中华报》《解放日报》的同时，还在国民党统治区办起了《新华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的重要平台。延安新华社工作条件与通讯设备都极为简陋，被称为“窑洞通讯社”，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展舆论工作。延安新闻媒体在宣传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和反映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抗战与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许多报刊也发行到敌后抗日根据地，有些还传到国民党统治区，扩大传播效果。

善于和外国记者交朋友

延安主动向中外来宾打开了热情的大门。借由外国记者的观察记录，澄清了国内外对中共的误解。延安大门的开启，是国际舆论处于弱势的中共对外宣传策略的重要一环。通过外国记者及其所代表的主流媒体，在国际上宣传了中共的主张，对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正面形象起到了关键作用。

中央领导以身示范，善于与外国记者交朋友，善于与新闻媒体打交道，正确引导国际国内舆论。在陕北苏区，毛泽东曾敞开心扉，向第一个进入苏区，也是第一个采访他的外国记者斯诺讲述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共产党的基本政策等重大问题，并破例地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和成长经历。这在毛泽东一生中，是绝无仅有的一次。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在接受斯诺采访时说：“这里很穷，出无车，食无鱼，不过我们以诚交友。”斯诺启程离开保安时，毛泽东挥毫抄就《长征》一诗相赠。毛泽东和斯诺在长期交往中已经建立了相互尊重、相互信赖的深厚友谊。

朱德热情接受史沫特莱的采访并主动提供写作素材，最终促成史沫特莱为其撰写自传，完成了《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中共也曾安排中外记者团参观根据地的红军学校、歌剧团以及到前线考察，开放了几个模范村供外国记者去参访。通过有效地应用议程设置，积极引导外国记者的关注点，取得了积极的宣传效果，赢得了国际舆论的支持。

周恩来要求南方局下属的国际宣传组的每个人都要结交一些外国记者朋友，向国内外人士说明中共的立场。《新华日报》对于中共在重庆争取话语权方面功不可没，实际上已经成为陪都文化界的“舆论领袖”，把抗战的坚定信息传达给了后方的广大人民。

中共领导人在与外国记者交往过程中表现出的良好风范赢得了外国记者的赞誉。某种意义上，他们代表着中共的形象，通过外国记者和媒体这条纽带传向世界。

善用外媒通过“他塑”进行形象构建

延安时期，在国民党的层层封锁之下，共产党借助外国媒介的传播力量，通过“他塑”完成自我形象的建构，表达我党的主张和方针政策，将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向国际传达。

1946年6月，斯特朗经宋庆龄牵线，搭乘美军飞机来到延安。毛泽东在杨家坪接受斯特朗的采访，这次他谈话的中心点就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论断一经提出来，立刻传遍国内外，深入人心，产生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巨大力量。1947年3月当党中央准备暂时撤离延安时，斯特朗请求留下，她想要写一本有关中国的书。周恩来在窑洞里邀请斯特朗等外国朋友吃饭，毛泽东和朱德也来了。周恩来说：“毛主席交给你很重要的材料，只有你才能送到美国发表。”斯特朗随最后一批外国人离开延安，到东北旅行，每天撰写的报道都传到美国，发表在《人民世界》《圣路易斯邮报》等十几家报刊上。就这样，斯特朗成了中国对英语国家的重要代言人。

白求恩说过，“假如你要问我为什么来到中国，就请认真读一读爱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1938年1月3日，《西行漫记》在美国向公众出版，成为美国人民和政府了解中国的第一手珍贵资料。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中共的了解就始于这本《西行漫记》，并因此调整了对华政策：由“扶蒋”改为“扶蒋联共”。

美军观察组成员赴延安考察后撰写了大量报告。谢伟思的报告从国共两党对比、中共与苏联关系、中共人民武装、中共群众支持等角度分析，得出结论为：“观察组成员认为共产党很明显是一支迅猛扩张的政治、经济力量，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对抗日战争贡献巨大。”谢伟思在与中共领导人进行广泛接触后得出一个总体结论：这个领导集体由精力充沛、成熟和讲求实效的人们组成，他们忘我的献身于崇高的原则，具有杰出的才干和坚毅的领导素质。

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认为，“这是一支年轻的、经过战斗锻炼的、受过良好训练、伙食穿着都不错的志愿军队，这支队伍身体素质极好，情报工作水平很高，士气旺盛”。

开展积极的舆论斗争

中国共产党争取话语权实际上是一场斗争。在复杂的舆论环境中，善于利用舆论战可以产生积极的效果。1943年7月，蒋介石准备发起对陕甘宁边区的“闪击”，毛泽东获悉这一信息，决定以发起舆论宣传而先发制人，阻止内战。新华社转入战时工作轨道，与《解放日报》一起，以主动积极的防御姿态发表一系列报道揭露国民党意图，形成了舆论攻势，使国民党此举受到外国媒体的质问，英、美、苏驻华大使也发出不得发动内战的警告，否则就停止向国民党提供援助。蒋介石不得不向外界宣称“误会”，下令撤去部分军队。积极主动的对外传播化解了军事危机。

国民政府在国统区取缔、查禁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以拥护政府拥护抗战并得蒋介石批准之《新华日报》在西安翻印，竟被国民党封闭，禁止《新华日报》在各地代售。国民党还以新闻检查为名限制中共宣传。国民党各地新闻检查机构对刊载关于中共方面的新闻报道均刻意刁难，对《新华日报》《群众》等刊物更是绞尽脑汁，肆意“砍杀”，常常弄得一篇文章语不成句，话不成章，无法使用。《新华日报》时常被强行铲版，一个版面上有时要开三个天窗。更有甚者，有时整版文章都被“扣押”，如《新华日报》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消息和驳斥国民党反动军令的社论等。

从1940年12月至1941年5月，《新华日报》原稿有260件被免登，有150次被删节，仅1月8日送检的15篇稿件就有11篇被扣。1941年1月18日《新华日报》漏检刊登周恩来为“江南死难者志哀”的题词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挽诗，上午6点发送，10点即遭禁。国民党宪警四处搜查、没收，逮捕了100多名售卖《新华日报》的人员。但这一天的报纸发行数量却比平常多了好几倍，各界读者均以一睹周恩来此沉痛之题词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