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梁善茵 通讯员 任海虹
图/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上海南丹路80号，上海天文台，一间门牌上挂着“院士”字样的普通办公室，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叔华几十年来的办公场所。
今年97岁高龄的叶叔华，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名誉台长、我国天文地球动力学的奠基人之一，是第一位担任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副主席的中国人。她也是中国首位女天文台台长，被人们称作“北京时间之母”。
2023年5月，广东省政协副主席许瑞生一行曾专程来到上海天文台，看望慰问叶叔华院士。许瑞生向她介绍，院士年少时在粤北山区就读的中学旧址，现已完成发掘修复、活化再利用，成为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坪石）的重要组成部分。叶老深表欣慰。
叶叔华院士正是那一段烽火办学岁月的重要亲历者。1938年前后，国立中山大学、私立岭南大学、省立文理学院、培正中学、培道中学等被迫从广州迁移，辗转来到粤北乐昌坪石、浈江大村、连州等地办学。叶叔华正是在当时乐昌县安口村的国立第三华侨中学完成高中教育，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开启了她的天文人生。
围绕她的求学生涯与师门因缘，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那段特殊岁月的艰难赓续，为日后留下了火种和星光。
乱世求学
粤北武江河畔的乐昌市长来镇安口村，山清水秀，国立第三华侨中学纪念碑就坐落于此。距其50公里开外，长尾洞培正培道联合中学办学旧址、三星坪中山大学工学院办学旧址、塘口村中山大学天文台遗址以及坪石老街国立中山大学校本部办学纪念园……今人悉心设立的这些地标，共同组成了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坪石），纪念当年的峥嵘岁月。
刚刚过去的3月底，年逾古稀的新西兰顺德同乡会会长叶义和，还在旅外顺德联谊总会秘书处一行的陪同下，来到上海探望他的堂姑叶叔华。第一次见到这位远方的堂侄，叶叔华连说了几句“好高兴”“好感动”。今年97岁的叶叔华，接受了家乡顺德人民敬赠的香云纱围巾，这是一份对杰出科学成就的敬意。
1927年6月，叶叔华出生在广东一个开明的大家庭。父亲叶润生重视教育，无论男女均给予平等的教育机会。1936年，父亲叶润生带着儿女搬迁到香港九龙，9岁的叶叔华要帮母亲记账、算账，还要帮忙照顾三个弟弟。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香港沦陷。叶叔华进入香港培道女中念高中短短三个月，就被迫辍学。翌年4月，叶叔华随父亲的朋友逃亡到了当时广东北部乐昌县杨溪安口村，投考国立第三华侨中学，重新读高一。
国立第三华侨中学是一所在战火中新建的学校，校歌由著名音乐家马思聪作曲。“学校没有像样的教室，只有在桃李树下用竹子搭建的房子里上课。”几十年后，叶叔华回忆当年的求学生活感慨道，“比起普通老百姓还是强很多，因此学生们读书都很用功。”
在国立第三华侨中学，叶叔华读完了高二。日寇的铁蹄步步紧逼，叶叔华随父母再次迁徙，从乐昌北上到连县。连县培英-真光联合中学是战乱中由两所学校合并而成的中学。1944年8月，叶叔华入学读高三。音乐成为她一生的爱好，在日后的国际交往中，音乐也无数次拉近了她和国际友人的关系。
山岗观星
1945年，18岁的叶叔华在连县完成了高中学业，以理学院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实际上，当年少的叶叔华在乐昌负笈求索时，日后带领她走上天文之路的国立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教授邹仪新，正和她同在一片南粤大地上艰苦维系着科学研究。
当时，作为抗战后方的粤北山区，云集了大批知识分子和大学生。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前夕，国立中山大学、私立岭南大学、省立文理学院等高等学府被迫迁移，在此开始了长达5年的烽火办学艰苦岁月。
世人熟知西南联大的故事，实际上在同一时期，中山大学也在烽火中坚持办学。《资本论》中文译者、经济学家王亚南，世界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能之父”卢鹤绂，音乐大家马思聪……中大“坪石先生”在岭南这片土地上，以读书人的方式参与战斗。
八十多年后，从2019年起，经广东省政府及各相关部门、“三师”专业志愿者等一众专业人士，和当地政府、民众共同发掘，多处办学遗址被“打捞”并加以保护和修缮，人们才逐渐勾勒出一幅华南教育在抗战烽火中艰难赓续的图像。
2019年9月，坪石镇塘口村天文台遗址被意外发现。“早知道中山大学在坪石建有天文台，现在意外发现这个遗址，我们很兴奋，这是对历史的真实见证。”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曹劲说。同样激动的还有中山大学物理与天文学院首任院长林伟鹏教授，“2019年是中山大学天文系招收本科生的第一年，我们一直到处寻找中大天文系的历史资料，在这个契机重新发现坪石的天文台遗址，实在太令人兴奋了！”
坪石塘口村天文台是中山大学第三座天文台，也是抗战期间中国在抗日后方建立的唯一一座位于北纬25度的天文台。在最靠近战事前线的地方，师生们坚持科研，开展变星观测、太阳黑子研究。它延续了全国高校中首创数学天文系的荣光，参与了“百年间机会最佳”的1941年日全食观测。
结缘天文
1945年1月下旬，日军进攻坪石，邹仪新保护着天文台最珍贵的仪器和一批资料撤退到乐昌县城，自己掏钱雇请挑夫，将其转移到北面的仁化县山区。1945年10月，中山大学回到广州办学。当时的中山大学天文系尚未从数天系独立出来。一年级学生不分专业，除了一门普通天文学以外，其他的都是数学基础课程，到了二年级才开始分数学和天文专业。
其实，叶叔华自幼钟情文学，一心想研究古文。父亲担心她的生计，希望她选择更容易安身立命的医学或自然科学。选择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是父女俩的折中方案，但年轻的叶叔华，并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方向在哪里。
“当时有一位女老师——邹仪新先生，她很活跃，很会感染大家。大家都被她吸引了，感觉很多知识都是国家需要的，所以班上大部分人都选择了天文，我也选了天文。”邹仪新激发了叶叔华对天文的兴趣，也将她带到了新的人生起点。
薪火相传
抗战期间在韶关创刊的《建国日报》，1948年曾发表过一篇名为《日食观测简史》的科普文章，作者是中山大学天文学专业的大一新生，叶叔华的师弟。而这位大学生，正是日后的著名天文史学家、中国科学史领域唯一一位中科院院士席泽宗。
当邹仪新老师在粤北坪石塘口村天文台观测星象时，席泽宗还在念高中，他在书店买到了一本科普书《宇宙丛谈》，作者是当时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所长张钰哲先生。
席泽宗从此爱上了天文。1947年，他不顾家人反对，考入中山大学天文学系，成为邹仪新的学生。临近大学毕业时，邹仪新写信将他推荐给张钰哲所长，信中写道：“一位《宇宙丛谈》的读者，走过千山万水，将要来到您面前。”
席泽宗日后选择天文学史作为专业研究领域，同样是受到了张钰哲的影响。他曾对席泽宗说：“天体物理固然重要，但天文学界不可能人人都干天体物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天文学的各个分支都应有人去占领，而且都要做出成绩来。”
还有一重缘分，1965年，席泽宗被李约瑟先生推荐为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1944年，李约瑟曾作为英国著名科学技术史研究者、英国驻中国大使馆科学参赞，不远万里，造访炮火中的华南及粤北多所中国高校。他就来过塘口天文台考察，不仅留下了邹仪新和塘口天文台的珍贵照片，也让全世界都知道了中山大学天文台。
李约瑟后来在《中国东南部的科学与技术》一文中写道：“理科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的中国大学中，只有中山大学拥有天文台。在著名的女台长邹仪新博士的领导下，约有12个学生。教学工作仅依靠一具6英寸的赤道仪进行。为了通过星的方位来测定纬度和时间，一具经纬仪被改装成天顶仪，并已投入使用。”
1984年，席泽宗成为中国天文学史专业第一位博士生导师。1991年，他顺利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至今仍是科学史方面的唯一院士。
男女平等
“我们在塘口村找到了当年邹仪新先生居住的泥砖屋，从她的居住地到天文台有3里路，每天上下山往返很辛苦。”韶关当地文史专家、广东“三师”专业志愿者何昆亮向记者介绍，“遇到好天气时，邹先生就带着她的学生住在天文台山上，彻夜观测。”
“我不要做教授夫人，我要做教授。”作为中大数天系教授叶述武的妻子，邹仪新婚后没有放下学术研究，尽心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天文学人才。夫妻共同投身科研的精神，日后又在叶叔华身上得到了映照。
1949年，叶叔华和爱人程极泰双双从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毕业。第二年夏天，两人一同到中国科学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求职，不料碰了个“钉子”。紫金山天文台的意见是只能招一个男的，这让叶叔华非常生气。
“我是专门学天文的，又这么诚恳来找工作，天文台有什么理由拒绝我呢？”当时的叶叔华年轻气盛、无所顾忌，给时任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钰哲写了封信。“我简直气死了，写信给台长说，你是不对的，我应该到你们天文台来。结果当然没去成，但这个事情后来人家都知道了，原来还有人写信给台长去争。”叶叔华回忆说。
曾经深深影响了席泽宗的张钰哲，又一次影响了叶叔华的人生。这封长信最终发挥了作用，1951年11月，紫金山天文台下属的徐家汇观象台向叶叔华敞开大门，由此开启了她一生的天文之旅。她主持建立和发展了中国综合世界时系统，确定了北京时间，同时倡导将射电甚长基线（VLBI）技术应用于空间探测，在探月工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去年，叶叔华应邀在国际顶尖综述期刊《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年评》（Annual Review of Astronomy and Astrophysics，简称ARAA）发表个人传记式文章，这也代表着国际同行对其在天文和天体物理领域杰出贡献的高度认可。
访谈
宣传“坪石先生”
讲好华南高等教育故事
何昆亮（广东省“三师”专业志愿者、韶关学院韶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羊城晚报：叶叔华、黄本立等都曾在粤北念中学，与此同时，邹仪新、张云等一大批中大教授也在粤北坚持科学研究。从“坪石先生”到“坪石学生”，他们身上有哪些共同的特质？
何昆亮：“坪石先生”主要是指抗战时期国立中山大学在坪石办学时期，一批爱国进步的学者、教师，在艰苦的环境下育人、执业。邹仪新先生就是“坪石先生”的代表之一。1941年9月，她率领中山大学天文观测队赴福建，观测难得一见的日全食，在坪石发表了日全食观测报告，留下宝贵的科研资料。叶叔华先生秉承了乃师的科学精神，终成大家。
羊城晚报：重新发现位于粤北的这个“南中国唯一研究天文之机构”，有什么特殊意义？
何昆亮：坪石塘口天文台，是抗战时期中国后方仅有的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台。当时在昆明的西南联大也只有一座观象台，而中山大学在塘口建的是天文台，两者的设施和规模都不一样。
塘口天文台的发现，为研究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坚持教学科研提供了实物证据。中山大学在坪石办学期间，为抗战需要增设了许多课程，数学天文系和天文台的教学就是其中一部分。塘口天文台也为世界天文学研究积累了宝贵的资料。
张云、叶述武、邹仪新几位先生，除了科学研究方面的贡献，最显著的还在于用卓绝的学问、精神言传身教，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
羊城晚报：今年是中山大学建校百年，电影《坪石先生》也计划上映。重新挖掘这段抗战时期的华南高等教育历史，对我们今天有哪些启发？
何昆亮：进行最接地气的爱国主义教育，电影无疑是最好的宣传教育方式之一。《坪石先生》是第一部以抗战时期华南高等教育历史为主题的电影，在坪石拍摄期间，就在当地引发了轰动。而华南高等教育历史也能借此走出广东、走向全国。这是讲好中国教育故事的一种尝试，也是缔造广东人文符号的一次实践。
延伸
黄本立：战火中求学粤北的又一院士
和叶叔华一样，在战火纷飞中来到粤北求学、日后在科学领域蔚为大家的，还有今年99岁高龄的著名科学家黄本立——他是我国著名原子光谱分析家、中科院院士。
黄本立1925年出生于香港，祖父是广东新会人。黄本立9岁时，祖母带着他回到广州读小学。1941年，黄本立孤身一人来到坪石，考入培正培道联合中学，就读初中二年级。黄本立回忆道：“培联中学的校风很严，很注重素质教育，校长每周都要对学生训话。虽然培联中学是抗战时期临时组建的，但老师素质很不错，给了我学业上很大的帮助。”
1942年7月，黄本立顺利读完初二，决定跳一级以同等学力报考高中。他收到了五所高中的录取通知书，最终选择了华英中学，并于1945年考上广州岭南大学物理系。日后，黄本立成为了我国以原子光谱为研究方向的第一位博士生导师，并在199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为我国光谱分析领域学科的建设作出了卓著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