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达文
回顾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出二者的明显分别：西方哲学和宗教采用现实与理想的二分结构，中国哲学强调回到人世间谈社会理想；西方现代科学承袭古希腊理性主义传统，强调主体与客体二分，而中国哲学则认为人与万物不相外在、不相对置。探索无穷的未知固然可贵，但过好在世的生活更为重要。
在近现代的发展历程中，西方哲学思想固然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但也带来了信仰与理性之间的脱钩：一方面，理性拒绝了信仰的引领，下落为谋求利益的工具与计算；另一方面，信仰摆脱了理性的约束，膨涨为原教旨主义的狂热与迷失。中国哲学在理性与信仰之间寻求平衡与维系张力的致思路径无疑具有很高的现代价值；儒家对人、人性的理解和祝愿，儒家提倡的“亲亲”“仁民”等强调基于在世生活追求理想社会的主张，是指引现代与未来社会走向美好的思想资源。
回到人世间谈社会理想
任何哲学家都会怀有对理想社会的追求。而中国哲学最大特点就是强调应该回到人世间来谈社会理想，这和西方古典哲学有非常大的区别。
西方古典哲学采用现实和理想的二分结构。古典哲学家们认为现实世界是杂乱甚至污浊的，只有通过建构理念才能走向理想的世界。苏格拉底说，“德性即知识”，开启了知识理性的路子。他的弟子柏拉图和徒孙亚里士多德进而认定，只在抽象的观念或纯粹的形式中才能找到本真。就譬如“圆”，现实世间就没有真正的圆，真正的圆只在观念中；最纯粹的观念或形式，那就是神。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为西方古典宗教吸纳，古典宗教也采用了神与人、灵与肉的二分结构，以基督宗教代表，认为人性带来罪性，现实世间充满了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在现实中也找不到救世的方法，他们把希望寄托在神的天国里。
中国哲学没有西方古典哲学与宗教的二分结构，坚信确认理想社会就存在于现实世间之中。例如，孔子就从世间日常情感开启价值追求的：论及“仁”时，孔子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此即以对亲人的孝悌之情作为“仁”的起点；论及“孝”时，孔子称“父母，唯其疾之忧”，“孝”这一价值便来自亲子间的挂念、忧喜等日常情感。而对于信仰，孔子则说，“敬鬼神而远之”“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在儒家看来，发掘、弘扬每个人本有的“人性之善”，就是通向理想社会的途径。我们每个人都有亲亲之情、不忍人之心，这种情感不需要经过知识的训习，更不需要通过哪个神的指点。孟子说“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怵惕恻隐之心就是我们本有的情感。而人之所以会作恶，则是因为人性中本有的善被遮蔽了。面对当时的“大争之世”，孟子始终坚信现实间有美好的东西，美好的情感，我们只要把这些美好的东西发扬起来，就可以抵御恶的滑落，让现实世界变得美好。
为何西方哲学采用了现实和理想的二分结构，而中国哲学强调在世生活？从文明起源来说，中国古典文明为典型的安土重居的农业文明，古希腊文明为谋生于海洋领域的商贸文明，古中东为煎熬于沙漠地带的游牧文明。商贸文明为“利益”驱动，精于计算，也许这就是“理性”的发生学；游牧文明散漫于犷野，少不了有许多传说与神话，似乎也就是“信仰”的原生态。这两种文明，都难以培植“在世”的人与人、部族与部族之间的高度信任感。而中国古代作为农业文明的孕育地，一个家族长期稳定在一块土地上，族群内自然培植有“亲亲之情”；族与族之间又必有婚缘关系，自可生发同类同情心。这种情感正是儒家建构它的推重“在世”生活思想体系的基础。
我个人更喜爱中国哲学对人类社会的理想建构。脱胎于农业文明的思想信仰其实最贴近自然的——相比工业文明对自然的拆解与重构，农业文明在守护着自然世界。人类自身也是大自然的产物，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对大自然有感恩和敬畏的心态。商贸文明所孕育的西方理性主义的特质是关注区分，所以基于理性主义发展出来的知识和科技往往会成为如何以最少的付出来谋取最大的利益的工具。科技的发展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是同时加剧了我们对财富的争夺。
在理性与信仰之间寻求平衡
为何儒家哲学坚信人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通往理想社会的路径？这是因为儒家哲学是依沿着在理性与信仰之间寻求平衡与维系张力的致思路径发展起来的。中国哲学强调回到人世间，这是理性的；坚信人世间拥有美好的东西，就是信仰，所以我们说它是在理性和信仰之间保持平衡的思想体系。理性要有信仰的底蕴，用古人的话来说就是“以义取利”——利是理性计算，而利的谋取应该是以义为底蕴，义是关于价值信仰的。也就是说，理性一定要有信仰作为底蕴，否则理性就会失去方向，成为一种牟利的工具；而信仰也要经过理性的洗礼，否则信仰就会变得盲目。
中国哲学在理性与信仰之间寻求平衡与维系张力的这样一种致思方式，铸造了中国人的国民性，给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开出了一个广阔的空间。中国历史上有很长时间的分裂，但是总会回归统一，这靠的就是以情感为支撑的信仰。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宗教战争，这又说明我们是有理性的。在分裂时期，哪怕最弱小的国家都以逐鹿中原统一中国为它的理想，而且每次分裂都会带来民族之间更大更深的融合，从中可以看到情的内在融和的巨大力量。
当然，我并不自认为由中国哲学营造的这样一种致思方式及其积淀而成的文化精神是唯一优秀的。我只是深深感到，当今世界两极的纷争带来的巨大危机：一极是理性拒绝了信仰的引领，下落为谋求利益的工具与计算；另一极是信仰摆脱了理性的约束，膨涨为原教旨主义的狂热与迷失。由这样两极引发的当代仇杀，如何可以终结？
从未来的走向看，人类面临的问题似乎还远远不止于此。人类面临的未来问题似乎更在于：信仰的极端偏向尽管会给当今社会带来巨大不安，理性朝工具与计算的脱变却已势不可当。理性作为知识追求的手段当然也可以说古已有之，但是在古典圣贤那里，如我国的荀子，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主要还是用以证取价值信念的可靠性。真正把知识理性作工具去使用并获得飞跳发展的，还是出自近代过分膨涨的个体性的权利追求；个体性的权利追求必取理性为考量手段；理性考量驱动了近代知识化形式化走向；以符号和数字编织知识，以计算器去处理这种编织，成为当今主宰一切的时尚；至于所谓“价值信仰”，在技术的视域里，无非就是一种可以还原为由计算器操控的物理化学反应而已矣。依此看来，我们似乎完全无法知道往后的日子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守护人与人的在世生活
面对当下信仰与理性的脱钩，儒家对人、人性的理解和祝愿，儒家提倡的“亲亲”“仁民”“爱物”的主张，无疑是指引现代与未来社会走向美好的思想资源。
如果说，西方近代由“神”回归“人”，是文明与进步的标志，那么，儒学在先秦创立之际，就已从“神”回到“人”，体现了中国早熟的文明。但是，西方把人认作功利个体，原子式的个人存在。这种对“人”的看法无疑出自中世纪的基督教传统，基督教一直认为人先天就有“罪性”，追求个人利欲。只是在中世纪，有上帝在上面看着，利欲个体不敢张狂。来到近代，由于“上帝已死”，利欲个体得以放肆了。
与西方不同，中国儒学传统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因为人从来生活于社群中，自然而然就孕育有“亲亲之情”“仁民之心”。中国传统的这种人性论，不是预设的、自以为是的。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从来就不曾有过“每个个人”独立存在的状况。在动物界，许多种类生下不久就能独立行走，独自谋生；人类恰恰不行，如孔子所说“子生三年”才能免于父母之怀；从童年到青年，还需要父母供养。这不是负累，这是大自然的着意安排，让人这一族类好好培植亲情，久久浸润在爱的怀抱中。
儒家不仅讲“亲亲”“仁民”，还讲“爱物”。孟子就说，“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那是说，把爱心推向万物，从外在的万物的生成长养中，反过来看到自己真诚付出的成果，而感到莫大的快乐。人在世界万物中，世界万物在人中。人与万物不相外在，不相对置。宋代张载更说，天地宇宙其实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们只是天地宇宙中小小一分子。“民吾同胞，物吾与焉”（《正蒙·乾称》）。“民胞物与”“万物一体”，也是儒家的基本观念。这里所谓“万物一体”是指自然界是有生命的，人是自然界生命的组成部分。人由自然界生成，又为自然界养育，无法分离。人也当对自然世界的生生不息承担责任，而承担责任又是为着人自己构建更好的生态环境，这就是“物吾与焉”。
但是，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可是以主客的二分与对立为前提的。这是从古希腊理性主义的传统发展过来的。这种传统认为，自然世界只是任人设置的一些材料，人是材料的支配者、利用者，自然界没有生命，“人为自然立法”。毫无疑问，西方近代承接古希腊传统，突显人的主体地位，在改变自然世界、发展科学技术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相比之下，中国传统主客不分，似乎影响了科技的发展。但是，我们今天却看到，科技的过度发展带来的严重问题。当代科学技术热衷于两大方面：一是人——主体的改变；另一是人生存世界的改变。科学家以此激励大家努力地去探索，苦心地去揭露自然世界的私密，立意固然极好，值得尊敬。只是，当今人类面对的问题的严重性其实不是认识自然世界太少，而是我们常常用获得的新知，去作为工具，去造成凶器，去残害他人，乃至去毁灭人类。这才是令人痛心的事。如果说，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甚至整个人类也是有限的，那么，不断撩拨人的欲望，挑动人的私心，发明新的手段，去残害他人、他族、他国，让自己也生活在恐惧中，那又能得到什么呢？
在中国哲学传统中，相比探索无穷的未知，如何过好在世的生活是更重要的。孔子的弟子说，在孔子那里，性与天道不太讲；孔子弟子问：人死后会怎样？鬼神是怎么回事？孔子也不多说。孔子这里开示的，即是“在世”的观念：太遥远的，太神秘莫测的，浩瀚宇宙的私密，不要过急去寻问；如果需要寻问，需要开发新的技艺，也应该是为了人和人的“在世”生活的幸福和快乐。幸福和快乐是一种感觉，在世的幸福与快乐，不是以与他人争夺谋到多少计算的，那种争夺只会带来痛苦与怨恨；在世的幸福与快乐，是在与人相亲相爱、相互扶持中培育，在“亲亲”“仁民”“爱物”的氛围中营造的。
这就是儒家留给我们的基本信念，我们坚执这种信念对于人类具有永恒的价值！
作者简介：冯达文，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中国哲学研究所、中山大学比较宗教研究所原所长，历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广东禅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宣部和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国哲学史教材编写组”首席专家。
注：羊城晚报记者谭洁文、杨帅参与本文文字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