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蒋述卓
十年前，我有幸在广州大学与屈哨兵教授一起参加了中华书局版的《论语心读》的研讨会，深深震撼于作者柳恩铭先生倡导弘扬原始儒学人本伦理哲学、民本政治哲学、生本教育哲学矢志不移的坚贞和坚持。十年后，2024年的10月7日，应邀出席由暨南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恩铭先生“四书心读”丛书首发式，有幸阅读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第四版的《论语心读》（上下卷），深深感慨恩铭先生的士人情怀和批判精神。作为忠实读者，我觉得作为“四书心读”丛书之一的《论语心读》更圆融，更厚重，更深刻，更富有洞见。有感而发，与朋友们分享阅读《论语心读》的一些思考。
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揭示公元前500年前后，同在北纬25度到35度之间的希腊、以色列、印度、中国同时诞生了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实现了人类终极关怀的觉醒，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思想和传统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深刻影响人类的生活。而且每当人类面对不可抗拒的困难、困惑、困境的时候，都会不由自主地深情回望这个时代哲人的智慧。雅斯贝尔斯将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这段时间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中国诞生了孙子、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等东方文明的代表人物。孙子开创了军事哲学，老子开创了自然哲学，孔子创建了人本哲学，墨子开创了工匠传统，孟子开创了民本政治，庄子开创了自由思想。这些思想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中国文化的根源基因和核心密码。
孔子开创的儒学，在汉代被迎合皇权的董仲舒改造为维护皇权、父权、夫权和既得利益的经学；在宋代再次被程颐、朱熹加持为维护皇权、父权、夫权和既得利益的理学。时至今日，人们依然称汉代儒学为儒学，称宋明理学为新儒学，结果导致原始儒学的人本思想、民本政治、生本教育的本真逐步淡出，甚至被遗忘。而后来的封建统治者则奉持“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存天理，灭人欲”等思想而巩固自己的地位。
辜鸿铭第一个将《论语》翻译成英语，此后数十个《论语》的英语版本，要么尊宋儒，要么尊汉儒，却没有一本译介原儒精神。这导致西方世界一直以为儒学就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就是“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就是“三从四德”，就是“存天理，灭人欲”，就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甚至误认为女人裹小脚、男人留长辫都是儒家的套路。返本而全面认识先秦儒学精神的中国人很少，国外对于先秦原始儒学人本伦理哲学、民本政治哲学、生本教育哲学之精神也知之甚少。这在文化史上的确令人遗憾，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今天文化自信的障碍。
为什么两千年来，人们愿意被汉儒误导而不能觉醒呢？首先，源于汉代以后很多读书人误以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开创大汉雄风。事实是没有黄老之术与原始儒学并用的文景之治，没有文景时代以民为本的休养生息，没有不与民争利而储备的丰厚物质基础，就不会有“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底气。汉代的繁荣是黄老之术与原儒精神滋养的成就，跟汉儒无关；导致汉代盛极而衰的恰恰是“唯我独尊”的汉代儒学。
其次，源于很多读书人误以为盛唐气象源于汉儒文化的滋养。事实是，盛唐气象恰恰源于儒释道并用。李唐王朝为了江山的稳固，捏造自己是道家创始人李耳的后裔，以增强王权的合法性；李唐王朝尊崇佛教，唐太宗支持玄奘西天取经，安顿人心并企图以佛教加持皇权的稳固性；李唐王朝还按照原儒民本精神治理国家，让国家有足够的时间、空间、资源生息繁荣。盛唐气象甚至是源于多元文化和谐共生和繁荣滋长。唐代都城长安，人口以百万计，世界半数以上的国家民族在长安留下了足迹，长安的繁华类似当代纽约。盛唐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其实是思想解放和多元文化的结晶，跟汉代儒学丝毫不相干。
为什么宋代理学也能够误导中国千年而不被人觉察？那是因为少数觉醒者如王阳明、李贽等无法叫醒装睡的人。宋代理学，以“理”代替了权力。天子以“理”维护自身统治，官员以“理”谋取私利，长者以“理”维护尊严，男人以“理”维护特权。理学成了实实在在维护皇权、父权、夫权和既得利益的工具。既得利益者谁不醉心？谁不喜欢？谁不迷恋？程颐、朱熹开创的理学备受皇权和各类既得利益者青睐，自在情理之中。但程朱理学对于国家民族和人民来说却是陷阱。在理学陷阱中，元代知识分子跪着求生存，清代知识分子苟且偷生；而普罗大众则因此丧失独立性和自主性，血液中注满奴性，没有做稳奴隶的争取做稳奴隶，做稳奴隶的争取做好奴隶。满清末年四万万同胞觉醒者不多，铁屋子沉睡的人不少，而装睡的人也很多。清朝如何不亡？
原儒和汉儒、宋儒的本质区别到底在哪里？《论语心读》作者恩铭先生认为，原儒根本特质在于原儒是人本伦理哲学、民本政治哲学、生本教育哲学。
首先，原儒主张以人为本，强烈的人本意识，鲜明的人本精神，就是原始儒学的本质特征。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其价值链条是五张羊皮可以换一个奴隶，五个奴隶可以换一匹马。在《论语·乡党篇第十》却分明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马厩失火。适逢孔子退朝，孔子关切地问：有人受伤吗？不问马是否受伤。《孟子·梁惠王上》记载，有人以陶俑陪葬，温文尔雅的孔子居然骂粗口：“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用现代话来翻译就是，最先用陶俑陪葬的人，他断子绝孙啊。原始儒家对人的尊重，对生命的敬畏竟至于此，其人本精神如此厚重浓烈，遗憾却被汉儒、宋儒抛弃殆尽，汉儒、宋儒的价值取向在于维护神权、皇权、父权、夫权、男权和既得利益。原始儒学是伦理哲学，是关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哲学，是从天子以至于庶人修养身心的哲学，而不是维护特权的工具。由此可见，汉宋两代儒学与原始儒学有着根本区别。
其次，原始儒学政治上以民为本，而汉代儒学以神为本，宋代儒学以理为本。孔子儒学的实践基础是周初的政治实践和礼乐文明。《论语·尧曰》说：“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如果我自身有罪，不要牵连百姓；如果百姓有错，责任在我）何其高尚的境界，何其强烈的情怀，何其勇敢的担当！更早的《尚书·康诰》说出了“天命靡常”（唯独天命不会永恒）的意思。为什么？《尚书·泰誓》给出了答案：“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所看到的来源于人民看到的，天所听到的源于人民听到的）周代统治者，正是在颠覆商汤政权的过程中，发现了“民心即天心，民意即天意”的惊天秘密。原始儒学认为，所谓政治是让民众像蒲草和芦苇一样繁荣滋长，如此，社会经济文化自然走向辉煌。而汉儒宋儒作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治理则鼓吹以皇恩浩荡泽被人民，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滴灌式的社会治理。人民作为主体自觉和自然发展与皇恩浩荡的涓涓滴灌，哪一种更加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还需要解释吗？
再次，原始儒学教育上以生为本，汉宋两代儒学却以师为本。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读过《论语·先进·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这堂课充分体现了先秦儒家以生为本的教育哲学，课堂教学模式类似于今天欧美的自由讨论，全过程体现了教学民主、因材施教、思想自由的教育趋向；这堂课中折射出的师生关系，即孔子之于学生如师如父亦师亦友亦知己。而汉人重新构建儒学后，师生关系变成了冷冰冰的“设帷讲学”，课堂之中，师生之间连面都见不到，更遑论教学民主、思想自由；到了程朱理学时代，师生关系变得更加畸形，学生对老师常行跪拜之礼。从哲学思想、政治智慧到师生关系，原儒和汉儒、宋儒可谓天壤之别，假如没有以生为本的自由、民主的孔门教育，很难想象有《论语》这部旷世著作传世。
除了人本伦理、民本政治、生本教育的根本区别，原儒与汉宋儒学在伦理价值中也几乎完全对立。比如“忠”的伦理，在孔孟儒学当中，就是恪尽职守，别无他意。孔子周游列国，与国君一言不合则拂袖而去，哪里有“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比如“孝”的伦理，孔子儒家强调“父慈子孝”而互为条件，到了汉代以孝治国发展到“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的荒唐，宋儒更是以“理”加持“孝”，稍有不孝就被认为“天理不容”。比如原始儒家并没有“男尊女卑”的观念，可是汉宋儒学把女人变成卑微的附属品。再比如，孔子主张学术平等，而汉宋儒学却极力主张学术专制。汉代“天子会诸侯讲论五经，作《白虎通义》”，无耻地开启了权力裁断学术的恶例；明代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作为科举教材，更是实现了程朱理学与皇权专制的同流合污。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迫切需要原始儒学人本伦理哲学、民本政治哲学、生本教育哲学的回归。而承载原儒精神最基础、最核心、最全面的载体，莫过于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集体整理的语录体散文《论语》。《论语》是中国伦理哲学的源头，是中华文明的人文底色，是中国价值体系基石。对原儒人本伦理哲学、民本政治哲学、生本教育哲学挖掘最深刻、最系统、最全面、最富有现代性的莫过于恩铭先生《论语心读》。
恩铭先生《论语心读》阐发的以人为本的哲学、以民为本的理念、自强不息的精神、积极入世的传统、厚德载物的担当、天下为公的理想、尚中贵和的思维、博爱泛众的胸怀、家庭中心的伦理、家国一体的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是养护国人心灵的宝贵精神资源，也是我们今天在探索“第二个结合”的进程中需要去仔细体会并付诸实践的。恩铭先生的《论语心读》所阐发的是以生为本的思想、有教无类的情怀、因材施教的方法、全面发展的课程、尊重个性的取向、慎独正己的修身、反求诸己的态度、积善成德的路径、君子人格的激励等，是中国当代教育应该和必须传承的最宝贵的教育智慧。
《论语心读》是生命激扬的清歌，让2000多年前的《论语》复活、鲜活、燃烧，燃烧出梦想、理想、信仰；《论语心读》恢复了原始儒家的责任和担当，倡导家国情怀和悲天悯人，倡导关心他人、关心族群、关心国家、关心社会、关心人类，倡导给宇宙以道德终极关怀；《论语心读》旨在唤醒原始儒学精神，旨在弘扬原始儒学本质是人本伦理哲学、民本政治哲学、生本教育哲学，旨在从根本上建立文化自信，旨在重建新时代的伦理价值体系而安顿人心。读懂普通的《论语》解读或许有困难，但是，阅读恩铭先生的《论语心读》却很容易。
（作者是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注：本文是广东省社科联2024年专项委托项目“‘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研究”（GD24WH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