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学
李青果完成新著《沈从文的双城记：从文学边城到学术边城》，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问序于余，我欣然应命。
回想起来，我和青果相识已近三十年了。1996年青果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我当时负责中文系的研究生工作，对他的勤读善写印象颇深；2007年，我受学校之命，兼任《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青果也在学报担任编辑，我们的关系从师生变成同事。2008年，为了提高办刊质量、增容学术和扩大交流，中大学报社科版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版、扩版；制定了以“体现中国特色学术”为目标的办刊旨趣，对封面、版式、印制进行了焕然一新的升级优化并采用新的文献注释规范，篇幅也由原来的128页扩版到208页，成为当时国内尚不多见的大型学术刊物。中大学报社科版的新思路、新风貌，一时间引起同行与读者的广泛关注和支持，在二次文献转载方面，很快从排名较后跃居全国高校学报的前列。在编委会与编辑部同仁的努力下，中大学报社科版入选教育部名刊工程、首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资助期刊，连续三届获评“全国百强报刊”。这期间青果进步也较快，2008年获得文学博士学位，2012年担任主编助理，2014年升任副主编，2021年当选第十一届广东省高等学校学报研究会会长。
当时，我对中大学报社科版编辑团队提出“敬畏学术、理解学术、服务学术”的要求，接受《光明日报》记者专访，倡议“编辑不要妄谈‘引领学术’”。理解学术和服务学术，需要和一流学者对话，这就要求编辑具有学者的素质，要了解何谓第一流的学术，何为有价值的前沿问题。有此素质的编辑才能具备敏锐的判断力，才能有与前沿学者对话的能力。青果正是努力地成为这样一名学者型的编辑。
青果的读书很杂，可称杂家，这很合适当编辑，而他的学术研究，也正是在“杂”的基础上走向“通”的。我对一篇稿件的印象很深。当时学报开设了一个“中山大学与现代中国”专栏。2010年，由中山大学地理学者参与的“中国丹霞”成功申报世界自然遗产，我希望有人从现代学术史的角度对此加以研究，发表在专栏上。关于“中国丹霞”的稿件有一定的时效性，时间非常紧迫。但据了解，研究历史的学者对于地理学不太熟悉，兴趣也不大，而研究地理学的学者对撰写学术史又不很在行，所以一时物色不到合适的作者。在我颇感为难之际，青果请缨，很快就撰写了一篇《中山大学地理学者的丹霞地貌研究》，表彰近百年中大地理学者在丹霞地貌研究上作出的深厚积淀和重要贡献，成为中山大学学术史的重要文献。这篇文章涉及史、地知识，由文学之士来撰成，体现了跨学科的视野。这使我逐渐体会到，由“杂”而“通”的学术视野，打通学术与文学的边界，正是青果独特的学术追求。从2005年开始，青果就着手学术变迁与文学发展关系的研究课题。2013年他出版专著《学术变迁与近代文学的中国想象》，指出近代文学赓续古典中国“学文一体”“学者与文人一体”这一传统，在古典学术的内部转移和西学东渐的外缘影响下，学术变迁对文学转型和民族性文学生产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这部著作探讨近代学术变迁与文学转型，触到了中国文学古今衍变的“内生性”问题，涉及古典中国学与现代中国学的连续性，丰富和拓宽了近现代文学研究的方法和视野。
青果的新著《沈从文的双城记：从文学边城到学术边城》（以下简称《双城记》）更是自觉而鲜明地张扬跨越学术与文学边界的旗帜。他在书的前言中说：
沈从文创作了一部文学的《边城》，又创造了一座学术的“边城”。这个学术的“边城”，就是他的物质文化史研究。这使他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出现了“跨界”现象，事实上却是他接榫于古典中国“学者而兼文人”的传统，并成为这个传统在现代中国的一道亮丽风景。
《双城记》以“文学史”与“学术史”的融合视野，梳理沈从文的人生道路及其文、学跨界交织的轨迹，研究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发生的深刻紧密联系，阐发跨越文、史的现象在中国现代学术文化上的价值和意义。
在中国人文传统中，学术、义理、考据、辞章本就浑然一体。近代以来，作家趋于独立，尤其是分科治学以后，文人与学者渐至两分。但是传统的回力依然强大，推动不少作家或以学术滋润文学，或从文学复归学术，体现了文学与学术的多般“纠缠”。沈从文所处的时代，是古今折冲、中西碰撞的时代，旧学和新知，不同程度地汇集在这个时代的人物身上。梁启超、王国维、鲁迅、周作人、胡适、陈寅恪、郭沫若、朱自清、钱锺书等，都在学术上、创作上和旧学新知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青果把沈从文的文学与学术放到这个独特的中国文化语境中，互相映照，显示沈从文的“双城”现象并非个别、孤立的案例，而是具有普遍而深刻的学术史意义。
《双城记》视野融通。它把沈从文置于20世纪学术变迁中进行考察，揭示其身份转型“渊源有自”。通过揭披史料，观察沈从文在清末民国以来的古史新证、二重证据、整理国故、古史辨、民俗学运动、美术考古等学术思潮中表现出来的心态、心志和作为，描写他的“学术养成记”。由于不囿于以书证书，沈从文重视实物（文物）证史，也因为爱好工艺美术，沈从文取向于美术考古。而文物的制作者主要是代表下层文化的普通民众，这使沈从文在20世纪50年代唯物主义、人民史观成为主流之后，很快适应潮流，把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创造作为研究对象，启疆拓土，取得丰硕成果。沈从文其实一向“预流”于现代中国新学术。这对于他文学创作的影响，是他在进行学术准备的同时，以取法绘画、雕刻、玉器、瓷器等古代文物精致纯粹的审美精神，形成创作上的技巧和风格，使其作品具有“文画同一”的鲜明特色，创造出如诗如画的美学意境，并表现出同情下层劳动人民的价值取向。这样的论述颇有发覆之功。
学术研究的基础是材料。学术创新既需要发现新材料，也需要重建视野，释读常见材料，有所“发明”。《双城记》有许多精彩的发现和论述，就主要得益于作者独到的学术史视野。在学术史视野的范围之下，有关沈从文的一些常见材料的本义被激活，一些虽“目寓”而实“不见”的材料被发现并且呈现新的含义，因此可以提出新问题，进行角度新颖的解读与阐释，从而得出新结论。沈从文身份转型的“具体情节”就是这样被叙述出来的。青果利用沈从文不同时期的三个自传，在文本对照之间细致委曲地钩沉出沈从文从青年时期就立定的学术志向和树立的学人品格，由隐伏到显豁终至于完形的过程，是让人信服的。又如沈从文在西南联大讲谈文学之际，往往旁逸斜出，以绘画、雕刻、瓷玉、丝帛等的治艺过程为文学创作的取法和准则，青果看到的是沈从文在文物世界的浸淫之深和学者身份的日趋自觉。只有在文学史与学术史的视野融会之下，才能彰显出材料细节的特别意义。在漫长的岁月里，沈从文在各种文献如自传、书信、小说、散文、古诗、讲演、访谈中，不时抒发古代文物对于他文学创作发生的深刻影响，他建构的“双城”，就散置在这样杂而多的“建筑材料”之中，等待着研究者去发现、提炼和重组，去作通观的研究。
《双城记》面对的材料是跨学科的：文学、史学、金石、博物、考古、书法文字、工艺美术等，研究者需要具备相应的跨学科知识背景和储备。沈从文曾说他是由读杂书而具备了种种杂知识，青果读书也杂，在文史学术方面有一定的基础和常识，由他来研究这样的沈从文，可谓解语人。所以青果能贴紧作品和人物进行研究，尽量拉近与研究对象的距离，以意逆志，对沈从文使用多种资源和手段构建起来的文学世界产生同情之了解。比如讨论“宋人画本与《湘西》的抗战叙事”，青果从沈从文描写的风景与绘画、历史典故与当前时事的对话中，读出隐伏其中的深意；又从古代画史、画论传统，发掘出作家的写作寄托。20世纪70年代沈从文下放咸宁五七干校，曾以五言古体撰写“文化史诗”，生产出一批富有特色的诗体学术论文，研究它们需要文学史、文化史、艺术史等多种知识背景，缺乏相关的知识，很可能无从下手。青果论定这些诗歌既表现了沈从文的学术创新和对古典诗学的敬重，又为当代诗歌贡献了新的品种。在这里，他的杂知杂识发挥了融通的作用。
青果从杂识寻绎融通，得以从多种材料中建构视野，沈从文的虚实作品、人生轨迹和世事变迁都成为他研究的“文本”。在文本和文本、文本和语境之间，进行比较周密的排比对照，钩沉索隐，拼合出揭开问题的证据链，这是《双城记》贯彻始终的一个思路与方法，对于解释发生在沈从文身上的诸多现象颇为有效。仅举一个小例：青果在研究1949年沈从文自杀事件的时候，是把这一事件和沈从文自杀之前写作的表示其有志于从事文物研究的自传《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一章自传——一点幻想的发展）》，和自杀之后民主进步人士袁翰青参观沈从文用力甚深的北大博物馆，并致信鼓励沈从文投入新中国博物馆事业，合观并读，组合起来进行研究的。这样就在文本、时势和人事之间建立了有机联系：沈从文是“以书言志”之后又“以死明志”，从而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机缘成熟，促成他人生命运的转换。这是仅依据于当时的政局变化来研究沈从文身份转型所难以做到的。它显示沈从文在其身份转型上的主动性，是对“沈从文转型之谜”作出的新解释。
青果的《双城记》通过研究沈从文在文学与学术上双轨并进的历程，解答了沈从文何以成为沈从文这样的看似简单实则纷繁的问题。他的基本结论是沈从文在文学创作的同时一直进行着学术准备，两者是互相影响的。沈从文的创作手法和审美理想浸润着他学术积累时期的一系列心绪，其对古代文物制作技艺的学术理解影响了他的文学观念，是形成他具有自家面目的文体风格、文学旨趣的重要因素。已有文学史著述的理论和方法尚不能对此予以很好的整理与复原，文学史叙述和“真实”的沈从文之间还存在一定的罅隙，《双城记》通过视野融合和史料重组，尽可能地接近丰富驳杂的历史实相，树立起沈从文作为文学家和学问家的立体形象。
我读了《双城记》，掩卷而思，引发了一些联想。
如果从“五四运动”算起，现代文学史也不过百余年，在悠久的中国历史中，只是一瞬之间耳。但是，历史的重要性并非由时间的长短来衡量的。现代中国的时间虽不长，但正处于古今中外风云际会之时，学术研究方法极为活跃，学术视野相当开阔。现代学者之杰出者往往能融汇古今之变，贯通中外之学，在更大的学术空间中讨论文学。现代中国学学者有强烈的问题与方法意识，接连不断推出一系列新问题、新方法，故可为治中国古典学者所借鉴。作为一名中国古典学学者，我一直关注中国现代学的研究。我认为，现代中国研究是古典中国研究的强大助推力，在许多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比如，跨越文学史与学术史的鸿沟，这正是我读李青果《双城记》的最大受益与启示。
(作者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学术委员会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