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程
广州市文联主席李鹏程专访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吴小攀 孙磊 通讯员 文研 乐娟
填补空白:
从百年文艺的视角透视一座城市的灵魂
羊城晚报:这个展览纵向时间上跨越100年,横向内容上包括文学、美术、音乐等各个门类,当时怎么会想到要办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展览?
李鹏程:文化跟整个城市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为什么城市的发展会遇到一些瓶颈?除了经济因素外,跟文化有很大关系。广州有2000多年的历史,有很多值得发掘利用的文化资源,比如,广州是达摩祖师的西来初地,如果我们把这个历史资源利用起来,周边建一个广场,我相信全球游客无不蜂拥而至。不仅是文化资源的问题,还是一种产业实力、一种文脉的精神力量。广州古代文化十分久远,近现代文化更是辉煌灿烂,如果说古代文化看中原,那么近现代文化看广州。比如,康有为、梁启超作为近现代的“双子恒星”,曾经在广州的万木草堂开讲,其影响从政治、思想、文化到文艺,是中国现代文艺的开端,甚至有专家说广州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这在此次展览中有所展示。
羊城晚报:为什么选择截取广州的文艺百年为主题来做展览?
李鹏程:文艺跟中国现代的100年历史是紧密相关互生共长的。一般的研究,更多从艺术的角度切入。着眼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发展史,特别是左翼文艺思想发展进程,从一个地区或一个城市的角度去研究,基本上还是空白,所以我觉得广州应该开这个头。
不能遗忘:
文艺名家何止一百两百!
羊城晚报:这次展览让人看到广州文艺深厚的积淀,但也有人认为,仅就文艺创作实绩来看,对比其他城市,现当代广州文艺整体形象似乎不那么鲜明。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李鹏程:不仅仅是不鲜明,甚至是被忽视、被误解,像“文化沙漠”论等。但实际情况呢?广州是1982年国家公布的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一线城市只有北京和广州。仅新中国成立的初期,国家各文艺门类的领军人物广东籍的就占了多位,他们不仅是奠基者、开拓者,还是领导者、组织者。比如:何香凝是中国美协主席,梁思成是国徽的设计者,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马思聪,国家舞蹈团首任团长戴爱莲,新中国电影事业奠基人蔡楚生、陈波儿,中国摄影学会首任主席石少华,“中国民俗学之父”钟敬文,书法文史方面有叶恭绰及商衍鎏、商承祚父子,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梅益又是翻译家,《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西行漫记》都是他翻译的……一共才12个艺术门类,当时广东人就这么多席!但我们很少从这个角度来梳理。
羊城晚报:所以举办这个展览,其实就是做一个梳理工作,如果不去梳理就更谈不上去弘扬了。
李鹏程:对,首先必须去梳理。对广州文艺百年在此以前却没有一次完整的学术梳理,作为这次展览的成果之一——这套厚厚的四大卷《广州文艺百年》丛书,我们还会继续出下去,这100年里广州有太多的名家名人,何止一百两百!这些资源很多没有充分挖掘,特别是广州文艺的“中国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认知,有的只是刚刚破题。所以另外一方面,这又是抢救,正是这两种责任在推动着我。第三个原因,今年正值建党100周年,广州文艺恰恰见证、描绘了这一伟大历史变革和现代中国的崛起。所以很多专家说,我们这个大展展的不单单是广州的事情,其意义远远超过一座城市的范畴,更是折射出大湾区乃至中国百年文艺的缩影。
大展现场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邓勃 摄
精神之塔:
从文艺看到思想、历史的变化轨迹
羊城晚报:这次展览文献中有包括杨匏安、朱执信的新诗和小说,杨匏安的《王呆子》和朱执信的《超儿》分别发表于1918年、1919年,差不多与鲁迅《狂人日记》同时发表。
李鹏程:对,甚至有人因此说“北有‘狂人’,南有‘超儿’”;杨匏安、朱执信的新诗,当代诗人也未必能及。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他提出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拉开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序幕。
羊城晚报:在策划组织展览的过程中,广东文艺什么样的特色让您印象深刻?
李鹏程:比如,广东音乐就很典型,因为它吸收了古今中外的因素。广东音乐在整个100年过程中变化很大,早期是作为民间音乐,更多的还是自娱自乐,后来就变成《赛龙夺锦》《步步高》这种很向上的,从内容到演奏,整个现代转型很明显。广东音乐是中国唯一以省份命名的音乐流派。后来出现那么多的音乐家,包括冼星海、马思聪,他们完全是受到广东音乐中西杂糅风格的熏陶影响。广东音乐在中国音乐史中的地位这么高,跟这个历史是有关的。
羊城晚报:跟所处的地理位置也有关。
李鹏程:是,广州在近现代中西交往最频繁的地方,最先接触了电影、摄影等西方最新科技,印刷出版发行报纸,这些影响了文学以及其他文艺门类的发展,进而影响整个社会思想观念。比如,世界上最早的摄影机是1839年西方人发明的,仅三四年后就传入广州并迅速向内地传播,26岁的南海人邹伯奇撰写了《摄影之器记》,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相机,还自拍了一张照片,他是中国摄影第一人,可惜至今很少有人知道这些。
羊城晚报:文艺的变化反映出思想的变化、历史的变化,从这样的角度去看,这个展览就很有意思了,而不仅仅是一些静物的静态展示。
李鹏程:有专家说我们垒起了一座精神之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其实,这次大展就是广州文艺界的学习实践成果。
包容创新:
当下岭南文艺创作需要的精神
羊城晚报: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展览无所不包。
李鹏程:对,还有很多,比如美术,我们现在经常说当代艺术,但林风眠对中国画“守正创新”探索的贡献还没有得到充分认识,他在创作中使用了很多中国传统元素,比如戏曲、皮影,他是中国画改造的佼佼者,作品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林风眠的学生赵无极、吴冠中等艺术个性都十分强烈。艺术一定需要这种探索精神,创新是艺术的生命,是突破发展的标志。
羊城晚报:包容,创新,中西结合。这也是当下岭南文艺创作需要的精神。
李鹏程:对,任何艺术不创新,就没有生命力。当下我们文艺的发展太需要这种精神了。广州文艺务实的传承性决定其竞争力,包容的开放性决定其亲和力,进取的创新性彰显其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羊城晚报:这个展览对当下的文艺创作还有哪些启示?
李鹏程:这个展览既是对上一个100年的总结,也是对下一个100年的思考,提出了一串问号:怎样实现广州文艺的青蓝相继、薪火相传?怎样孕育更多具有史诗般品格、震撼心灵的时代力作、文艺标识?怎样破解广州文艺资源“养在深闺人未识”、文艺成果“墙内开花墙外香”的问题?怎样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高品质精神文化需求?如何使广大文艺工作者更为清晰地领悟到传承什么、如何传承,创新的基础是什么、方向在哪里……要让广州文艺有“高原自信”和更多“高峰”目标。
我经常指出一些书法展连一个释文都没有,把作品往那里一挂,又没有现场导读,很多观众看不懂。不管是展览还是文艺创作,要回答时代课题、服务人民群众需要。文艺的最高境界是让人动心,遵循文艺的规律,创作出来,传播出去,深入人心,这样才能达到教育人民、团结人民、引领人民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