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连元：一人撑起一台戏

【走近文艺家】

80岁的他，是一代口吐莲花的评书大家，将评书这门“半身艺术”变成了“全身艺术”，并首次把评书搬上电视，其电视评书作品《杨家将》曾引发收视狂潮。他说，评书要说出味道，重在一个“评”字，拿着人家的书照本宣科讲故事，那是朗读者，不是评书家，真正的评书家要做学问。

采访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是件“养眼”的事，他不光说，还带着表演，同时夹杂着一连串绕口令和贯口词，神情和肢体语言极为丰富。每每说到动情处，还嫌坐着耍不开，总要站起来手舞足蹈，时不时来个身姿矫健的戏曲身手和武打动作，有一种为了艺术奋不顾身想要表达的冲劲，完全不像80岁的老人。

然而，曲艺世家出身的田连元起初并不愿说书。为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辍学从艺。在一块醒木、一把折扇、一块方巾的陪伴下，他从天津杨柳青的“灯花儿”书场说到辽宁本溪彩屯书场；从辽宁广播电台说到中央电视台；从北京说到香港、台湾以及加拿大多伦多、俄罗斯圣彼得堡，足足说了65年。评书表演中，他集编导演于一身，通常几分钟内，一人分饰好几个角色，曾被媒体誉为一人演百的“立体评书王”。

“我当过皇帝、宰相、元帅、使臣、平民、乞丐，但都是假的，追求说书人的境界和艺术真谛却是真的。”谈起自己的评书生涯，田连元机智地抖着包袱。

如何将评书说得扣人心弦？对此，田连元直言：“会说书的说人物，不会说书的说故事。评书的真谛是把人物说活说透，用过去老艺人的话说，要说得让观众拔不出耳朵来。”在他看来，评书创作与小说创作有共通之处，只有人物鲜活、立意深刻、情节合理、矛盾凸显，对人有启发并使人信服，观众才会跟着你哭，跟着你笑，跟着你紧张，否则就是白开水。

看戏看轴，听书听扣。不过，在田连元看来，说书光靠制造悬念的扣子吸引观众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人物情节的矛盾纠葛，不同心理的复杂碰撞，以及说书人对人情事理的独特评述。“评书要说出味道，重在一个 ‘评’字。拿着人家的书照本宣科讲故事，那是朗读者，不是评书家。真正的评书家要做学问，要本着唯物主义史观，对所说书目进行考证、撰写、汇编，向观众传递真实的历史经验和知识。”

“说书人的肚子，杂货铺子”，这是过去老艺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在田连元看来，评书演员的涉猎面应该“多广杂”，这样才配得上“说书先生”的称谓。为此，他身体力行，常年习武练功，博览群书，还弹三弦、唱样板戏、做导演、习诗文、写剧本，甚至专门研读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表演体系和希区柯克的悬念推理。这些“诗外功夫”为田氏评书注入了鲜明特色。“曲艺界很多人囿于界内，这是这门艺术不能充分发展的原因。受公孙大娘舞剑启发，王羲之将书法写出了舞剑的感觉。话剧的语言、歌剧的形体、卓别林的默片、戏曲的唱念做打都应成为评书演员借鉴的对象。”他说。

很多人认为评书是听觉艺术，田连元对此并不认可。“难道听书的都是盲人吗？评书其实是一门声情并茂、说表同步的视听艺术，必须动起来，有听有看。它对观众的诱惑力和吸引力，主要来自评书家用声音造型和形体表现所营造的舞台魅力。”田连元说，言出色动，色随形动，评书艺术中手眼身法步神应达到完美统一。为了让自己的评书好听又好看，他常对着镜子设计形体动作，还一个人在公园挤眉弄眼练表情。有专家评论说，田连元将评书这门“半身艺术”变成了“全身艺术”，他的评书不能只听，必须得看。

当前，面对影视等艺术的冲击，许多曲艺人自惭形秽，觉得评书只是小玩意儿，无法跟大的艺术门类相提并论。对此，田连元反驳说：“评书的艺术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它是一门很有文化、很了不起的艺术，就像微型原子弹——体积虽小但杀伤力大，仅一个人就能征服亿万观众。”他认为，评书最大的魔力在于，既无华丽的戏装、闪烁的灯光，也无特别的音响，完全以纯虚拟的表演形式，一个人撑起一台戏，搅动江湖风云，弄得满堂生辉，这是一种酣畅淋漓的艺术创造和自我挖掘的审美表达。“电影、话剧等体验派艺术都要抛掉自我，刻画人物；而评书艺术始终以自我跳进跳出，虽一人多角，但不失去本我，营造的是一种想象的表演艺术体系，能在有限的空间中创造出无限的人物故事，带领观众进入自由驰骋的艺术时空和审美境界。”基于此，田连元准备撰写一部曲艺表演理论体系的书，把评书不同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和梅兰芳表演体系的精妙之处阐述出来。

20世纪80年代，田连元的电视评书作品《杨家将》曾引发收视狂潮。如今，评书的影响力虽不及当年，但也开始与新媒介结合，衍生出诸如网络评书、动漫评书等新业态。“虽然有的作品只取我的声音，弄个动漫小人儿替我表演，但我并不反对，因为它是评书适应时代的一种生存方式。”田连元说。

虽然早已成为评书名家，但田连元丝毫没有停歇脚步，目前他正在撰写长篇评书《话说党史》，他要用评书的形式向今天的人们讲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故事。被问到如何才能成为语言大师和大说书家，田连元呷了一口茶，眯起笑眼打趣地说：“那就看到头昏脑涨，写到晕头转向，练到吃喝不香，想到不如改行。”

(作者：赵凤兰，系中国文化报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