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的娘

□廖伟

她是我的两个姐姐的娘，我一直不知该怎样称呼她。

第一次见到她，我9岁，在大姐家。那时，父亲去世才半年，大姐刚坐月子。一位干瘦、很高、看起来很苍老的农村老太在厨房忙碌一番后，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煮糖蛋。我接过碗，埋头便是一阵囫囵吞枣。那年头，一碗糖蛋，对一个小娃子具有何等的诱惑力呀。当我打着嗝，抬手抹嘴时，忽然发现她一直坐在木桌的那端，默默地看着我大口小口地吞咽，眼里蒙着一层厚厚的泪帘，时不时提起洗得发白的长长的土蓝布围腰，揉擦着眼角。

后来知道，那人是姐姐的娘。同我的父母一样，她也喊我“伟子”，而我，自然不敢和姐姐一样喊她娘。害羞？还是怕妈妈晓得不高兴？或许兼而有之吧。幸好她并不善言语，省却了许多招呼应酬，整日除了忙忙碌碌的身影外，任何人都容易把她忘掉。直到今天，我已记不清和她是否有过谈话，只记得她常偷偷看我，常用围腰擦红肿的眼睛。

自然而然，我开始留心从大人们的龙门阵中去寻找她的故事。她嫁到廖家时很年轻，不到18岁。洞房花烛夜，却不见了新郎——读过几年私塾、写得一手好字、噼哩啪啦算盘打得远近闻名的父亲已在乡上供销社工作，对这门亲事，他坚决不从。父亲倔强得要命，三亲四戚左劝右劝死活不肯进洞房。两天两夜，姐的娘一动不动坐在床前，任泪水滴湿衣襟。第三天，父亲的大姐，也就是我的大孃出马了。奶奶死时，父亲弟妹还小，大孃挑起照料我父亲五兄妹的担子。拉扯大了弟妹们，大孃却青春流失，再也没嫁人。大孃一把鼻涕一把泪，哭一声妈妈死得早，骂一声大弟不听话，哭得荡气回肠。第四天，大孃停止哭诉，开始绝食。当天晚上，父亲进了洞房。门，立即被大孃反锁住了。

接下来便有了大姐，又有了二姐。大孃的眉头皱了，姐她娘更是心事重重。父亲回家的时间不多，偶尔回来也匆匆离去。二姐很快便夭折了。后来，姐的娘又怀上了，临盆后，她往婴儿腿中间一摸，脸上的表情顿时凝固了。

此后，她更加沉默，常常望着村头的小路发呆。父亲依旧极少回去。她跟着父亲上过一趟街，也是唯一的一次。父亲在前，她低着头始终拖后两步，十几里路，谁也没开腔，直到从乡上秘书手里接过那张离婚证书时，她才泪如雨下。她没有回娘家，依然带着两个女儿与我的二叔一家住在一起。日子过得很艰辛，但廖家人待她很好。

很多年后，父亲调到更远的一个镇子上，在那里认识了我母亲。父亲和母亲结婚后，听我最小的孃孃说，从那天起，姐的娘更加忙碌了，供起一尊送子娘娘，每天早晨准时烧纸上香。当我这廖家长房长孙呱呱坠地的消息传回农村，她终于笑呵呵地挨家挨户去通报。于是，纸烧得更多，香上得更勤。隔了一年，又有了我弟。

姐她娘带过我。这是我已为人父时，来帮我照看孩子的二叔娘告诉我的。那时我才一岁多，“文革”武斗正如火似荼，父母把我送回老家便一头投入运动中了。姐的娘坚决把我从年迈的奶奶房里抱去。或许是到了陌生环境，我常常整夜整夜哭啼，她也是整夜整夜哄啊摇啊。一次，我发高烧，连续几天处于昏迷状态，“一定是遇到煞星了！”她一边请神捉鬼，一边用大大小小桃符将房里贴了个密密实实……一个月后，父母接我走时，她背地里又流了许多泪，她曾对二叔娘说：“把伟子拜（四川方言：过继）给我吧，死了也好有个儿子端灵牌子……”二叔娘没有提，她也没再讲。

1976年父亲被病魔吞噬，送回老家，在屋后山上，与我的祖奶奶葬在一起。每到暮色降临，姐的娘总要背着人到坟头，不声不响坐很久很久，直到我的堂兄弟找来。

这时，大姐早已在城里工作，小姐姐也顶替父亲到镇上与我们生活在一起。为了不让她过分悲哀，大姐生孩子时，把她接到了城里。她在城里住了三个月，又回去了。不久就传出她癫了的消息，一天到晚守着父亲的坟，不停地与父亲对话。一天傍晚，大堂弟到坟地找姐的娘吃夜饭时，坟地空无一人。回家一看，也没人。于是倾家寻找，结果在大队养猪房边的粪坑发现了她，早已没气……一天后，几个强壮的汉子抬着她埋在后山腰，隔着密密的竹林，隐约可以望见父亲的坟头。

去年清明节，我带着儿子给我父亲上坟，特意又在姐的娘坟头放了一串鞭炮，烧了一堆纸钱。那坟很小，草很深，山风掠过，摇曳若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