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故都 红星闪耀 建政探索 治国预演

瑞金，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创建了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孙梓青 温建敏

瑞金红色故都、共和国的摇篮，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这里诞生。

从1929年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到1934年中央机关踏上长征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以瑞金为中心的赣南、闽西大地上，开辟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创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瑞金建政，翻天覆地。中国共产党在瑞金开始了治国理政的伟大预演，开始了制度建设的伟大探索，为新中国的制度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

往昔峥嵘

艰苦起步的中国共产党在此开始治国理政探索

在瑞金城东约5公里的叶坪，有一间具有400多年历史的宗祠。从外表上看，这座宗祠低低矮矮，很不起眼。然而，就是在这个普普通通的建筑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故事要从1929年讲起……

叶坪谢氏宗祠：年轻政党的建政传奇

1929年1月，为了打破国民党对井冈山的军事会剿，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从井冈山下山，转战赣南。

随后，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穿梭于赣南、闽西之间，经过连续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后，创建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

“苏维埃运动的兴起，是在1929年红四军下山以后，特别是赣南、闽西苏区建立以后。当时地方（红色）政权开始大规模建立。”赣州市苏区精神研究所所长、党史办编研科科长陈安告诉记者。赣州的革命形势很不错，为了巩固革命的成果，建立全国性的政权成为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问题。

为了进一步推动全国苏维埃运动，1930年初，党中央决定要成立全国性的苏维埃政权。1930年9月，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在中央苏区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叶坪的“谢氏宗祠”中召开。来自赣东北、湘赣、湘鄂西、琼崖、中央苏区等根据地红军部队以及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的610名代表出席了大会。

大会通过了苏维埃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及红军问题，经济政策、工农检察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等决议案；选举了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朱德等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外宣言》，向全国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定都瑞金！

“一苏大会”的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陈安告诉记者，“我们要认识到，在建党仅仅十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了建立政权的探索。我们现在很多的制度、理念，其实与瑞金时期的一脉相承。”

沙洲坝“红井”：见证共产党为民初心

1933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从瑞金的叶坪搬迁到沙洲坝，这里就成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的第二个驻地。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沙洲坝期间，正是苏维埃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时期，苏维埃干部在艰苦的环境中，领导苏区军民开展了一系列伟大的实践和尝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这里居住期间，开展了长冈乡和才溪乡的调查，先后写下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我们的经济政策》《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著作。可以说，瑞金沙洲坝是毛泽东群众路线的重要发源地。

“治水和水利建设体现的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情怀和科学精神，特别令我感动。”党史专家、瑞金市原党史办副主任曹春荣向记者表示。而瑞金沙洲坝的“红井”就是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为群众办实事的历史见证。

当年的沙洲坝干旱缺水，不仅无水灌田，就连群众喝水也非常困难的。当地人祖祖辈辈喝水、洗衣、喂牲口都是用同一口池塘的水。由于水源污染，经常会发生呕吐、腹泻事件。

临时中央政府从叶坪迁来沙洲坝以后，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现这里的群众喝的都是池塘里的脏塘水，便把饮水难的问题挂在了心上。1933年9月，毛泽东主席带领政府工作人员和当地群众一道开挖了“红井”。为了使井水更清澈，毛主席还亲自下井底铺沙石、垫木炭。

从此，沙洲坝群众人民结束了饮用脏塘水的历史。甘甜的红井水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据统计，从红井开挖到现在，已经有900多万人饮用过红井水，是世界上饮用人口最多的一口井。

瑞金城西云石山：红军长征“第一山”

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副馆长杨艳华告诉记者：“中央政府从叶坪到沙洲坝再到云石山，经历了一个迁移的过程。”而位于瑞金城西19公里处的云石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的最后一个驻地。

1934年7月，中央革命根据地硝烟四起，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最为激烈的时刻，原驻在沙洲坝的中央机关已被敌人发现。为安全起见，所有中央领导机关都迁移到较为隐蔽的云石山一带，而中央政府就驻在云石山头的寺庙之中。

云石山是一座平地凸起的小山，高不过五十米，方圆不足千米，四面悬崖峭壁，只有一条百级石砌小道可以弯曲通行。山中怪石林立，形态各异，并有几百种植物点缀其间，清雅怡人，四季如春，正如山头寺庙门联所言“云山日咏常如画，古寺林深不老春”。

在云山古寺中，张闻天与毛泽东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两人经常相互交流，相互沟通，从相交到相知。张闻天思想转变很大，他看到了革命战争受挫的根源，认识到了“左”倾错误给革命带来的危害，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这为后来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起了关键的作用。

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反动派的北路军和南路军疯狂地对兴国、石城、长汀和会昌等地进攻。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红军内线粉碎敌人“围剿”的希望已经断绝，鉴于情况紧急，中央作出了战略大转移的决定。

1934年10月10日，风啸雨残，中央机关的领导齐聚在云石山的路旁，与当地群众洒泪告别，踏上漫漫的长征路。作为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出发地，云石山被称之为“长征第一山”。

喜看今朝

搬出“穷窝”住上新房 多元产业稳定脱贫

叶坪乡的黄沙村是著名的“红军村”。在苏区时期，人口不足500人的黄沙村就有239人参加革命，106人参加了长征。

黄沙村曾经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贫困村”。在2011年，黄沙村全村贫困人口近1000人，约占总人口的45%，年人均纯收入仅为2230元。

昔日贫困村圆了

“宜居梦”“致富梦”

“以前真的是太穷了，村民的生活太苦了！”黄沙村党支部书记黄日升在黄沙村华屋的村史馆指着墙上的老照片对记者说。当年，在华屋甚至还有8户村民因为自家土坯房倒塌而租房居住。

黄日升年轻的时候也曾在外打拼，目睹了家乡落后的面貌，黄日升不顾家人的反对，决定回到家乡，为建设家乡出一份力。这一回，就赶上了国家脱贫攻坚的大工程。

安居方能乐业，回到黄沙村，首先就是要解决村民的住房问题。利用国家振兴革命老区的好政策，黄沙村通过采取统一规划设计、统一拆除旧房、统一平整土地、统一施工建设、统一分配住房“五统一分”模式，快速推进了土坯房改造。

在黄沙村，全村共拆除土坯房167户，598间，27000余平方米。走在如今的黄沙村，放眼望去都是洁白整齐的小洋楼。搬出了“穷窝”，搬进了新房，村民的生活更有了盼头。

解决了住房问题，脱贫致富还要靠产业。黄沙村利用荒山种植油茶、毛竹，还发展养蜂产业；利用农田种蔬菜、特色水果；利用红色资源、乡村资源发展乡村旅游。几年来，黄沙村的产业实现了从品种单一、低效向品种丰富、高效的转变，产业发展成为群众脱贫致富的好“抓手”。

此外，黄沙村还做大村集体经济，利用好现有资源和政府扶持，入股黄沙蛋鸡场、竹炭厂等，闯出一条集体经济发展的新路径。如今黄沙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已经从2019年的7.01万元上升至35万元。

2020年，黄沙村人均纯收入为15160元，村里有了自来水、稳压电，基础设施日臻完善。然而，黄书记的理想还不止于此：“实现了‘宜居梦’‘致富梦’，下一步我希望能够提升村民的身心健康水平，让村民的生活更有幸福感。”

蔬菜大棚、泡菜品牌

展现农业新气象

走在黄沙村华屋的田间，硬化路的两边都是现代化的蔬菜大棚。

“以前是小打小闹，挣得能自己吃就不错了。”在自家大棚前，当地的蔬菜种植大户华六庆向记者说，“有了大棚，我一年365天，360天都能往城区卖菜，每天能卖到几百斤。”现在华六庆已经在赣州市买了房，生活好了不止一点半点。

据了解，黄沙村通过土地流转，将原本农民分散的土地集中到种植大户手中。此外，村里建设了蔬菜大棚，全部无偿供种植户使用。村民们还有机会定期免费到瑞金和赣州学习现代化的农业知识。

“这个萝卜好脆啊！”品尝着“华嬷嬷泡菜”，记者赞不绝口。华嬷嬷原名华小英，是红军烈士的后代。为了解决新鲜蔬菜积压难售的问题，华嬷嬷和家人以及其他贫困户创办泡菜合作社，“华嬷嬷泡菜”的品牌由此而生。

“华嬷嬷泡菜”通过“景区直销+电商”的模式，让华屋的特色农产品走出瑞金、走向全国。据介绍，“华嬷嬷泡菜”现在的年产值可达300万元，不仅带动了村民脱贫致富，还成为华屋当地的一张“名片”。

黄沙村的蝶变只是叶坪翻天覆地变化的一个缩影。因为脱贫攻坚的卓越成绩，叶坪乡今年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

对话守护者

学习苏区精神 坚定理想信念

党史专家、瑞金市原党史办副主任曹春荣

羊城晚报：请问您是如何走上苏区党史研究道路的？

曹春荣：我高中毕业时，因为体检不合格，没有参加高考。在1981年，我被抽调去参加文物普查工作，开始进行历史研究。在1995年，我被安排去做党史研究，一直到现在。我身体不好，又没有上过大学，无论在人生长征还是党史研究中，我觉得我都是艰难的跋涉者。

羊城晚报：作为党史研究者，您认为学党史的意义何在？

曹春荣：现在人们普遍过上好日子，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好日子是怎么来的。中央提出进行党史学习教育，很有现实意义。我自己学习党史这么多年，最大的收获就是：说话做事前，都会想想老一辈共产党人是怎么说的，怎么做的，以他们作为参照。

羊城晚报：在党史研究中，您有什么感受，对后来的研究者有什么建议呢？

曹春荣：第一，是要对当年的革命斗争、革命者充满感情，充满敬畏，不能高高在上审视历史；第二，一定要言之有据、论从史出，不能预设立场；第三，研究者应该具有怀疑的精神特质，不敢对原来的研究结论提出自己的看法，就只能人云亦云。

羊城晚报：您认为从“苏区精神”中，我们年轻一代可以学到什么？

曹春荣：第一个是坚定的革命信念。当年工农政权都在条件艰苦的地方，动荡不安，没有坚固的革命理想，就很容易动摇。第二，还是要学习当年艰苦奋斗的精神。第三，要紧密联系群众，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很高明，不要孤芳自赏。第四，要有奉献精神，要有胸怀天下的气度和眼光。

保护、研究和宣传，是我们的三个使命

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副馆长杨艳华

羊城晚报：请您先简单介绍一下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

杨艳华：我们馆在1953年的时候就准备筹建，1958年正式开馆，是全国第二个革命纪念馆。2007年，纪念馆搬迁到现址，2008年，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目前，馆藏文物11118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148件。

羊城晚报：在文物征集和发掘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

杨艳华：在文物征集过程中，我们走乡串户，老表（即老乡）都是无私地把自己珍藏的文物捐出来。有个国家一级文物，是纪念赵博生烈士的石碑。新中国成立前，老表把这块石碑搬回家，盖在鸡窝上面，才得以保存下来。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就把这块石碑捐给了我们。

羊城晚报：在工作这几十年的时间里，有没有什么特别让您感动的事？

杨艳华：去年，我们接待了陈正人、彭儒两位革命前辈的后人。长征的时候，两位老革命将孩子送养到老百姓的家中，在老百姓家中经过一手又一手，孩子们得以安全长大。新中国成立之后，父母亲再回到瑞金找回他们的孩子。这样的故事，在当时是很多的。听到这些亲历者的故事，我真的是会感动。

羊城晚报：您认为纪念馆在文物的发掘和保护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杨艳华：我认为主要是保护、研究和宣传，这是我们的三个使命。我们最终的目的，向全社会宣传革命历史和精神。在传播形式上，我们不仅有自己网站，还会拍抖音，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来把好故事讲给大家听。

编辑： 宝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