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史】岭南开风气 星火传九州

康有为、梁启超二人对社会主义思想均进行了探索

红色思想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与岭南儿女密不可分

文/图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孙磊 

(除署名外）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实践，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地处祖国南端的广东，是红色思想传播的主要阵地之一。

近年来，随着岭南红色思想传播研究的深入，广东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实践中的意义和作用逐渐凸显。红色思想在岭南大地上的传播，不仅起点早、人才多、传播范围广，而且与革命实践紧密结合。

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到朱执信、杨匏安、柯柏年，杰出的岭南儿女极大地推动了红色思想在广东乃至全国的传播，更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拉开序幕

位于广州越秀的万木草堂，花木交错、古色古香。康有为、梁启超的雕像置于院落东北角，师徒两人一站一坐。他们二人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探索，让广东成为最早翻译与传播近代先进思想的地区之一。

1884年，康有为动笔写下《大同书》，此篇既与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接轨，也十分明显地受到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开始接触社会主义，并组织流亡日本的学者、学生一同研究马克思主义，翻译相关著作，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传播者”的赵必振也参与其中。在梁启超的指导下，赵必振翻译出《近世社会主义》上下册，最后在上海出版。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王东风将1902年作为马克思主义“引进期”的关键节点。这主要是因为，梁启超于1902年在《新民丛刊》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中，第一次运用了“社会主义”这个术语。因此，梁启超也被称为第一个向国内介绍马克思的人。此后，他又在著述中多次谈到马克思及其观点，还在文章中预言：“社会主义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这正式拉开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序幕。

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引起了民主革命派的注意。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邱捷表示，孙中山很早就对马克思主义有所了解，并对其持同情态度。孙中山还试图把社会主义与中国革命结合起来，其“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就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思想上的。

应当说，此时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是零星分散的，甚至有不少误解和歪曲之处，不够系统、不完全准确。尽管如此，这些先进的广东人士仍使中国人初识了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了铺垫和准备。

思想起点

1848年2月24日，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正式出版，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随着对《宣言》的翻译和介绍，1902年到1912年间，广东迎来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第一个小高潮。朱执信在该阶段译介了诸多马克思主义相关文章，因而被毛泽东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拓荒者”。

目前，大家公认的第一个《宣言》中文全译本是1920年出版的陈望道译本。但在这之前，广东的朱执信、陈振飞等人就已在翻译《宣言》，虽然只是节译，但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具有极为重大的历史意义。

邱捷说，早在1912年，广州《民生日报》就刊登了陈振飞翻译的《宣言》第一部分，该部分具有极强的理论意义：“这是国内最早的《共产党宣言》选译本，目前学界尚未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

不过，在王东风看来，朱执信比陈振飞更早。早在1905年11月，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第2号就刊载了朱执信撰写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其中节译了包括《宣言》中第二节10条纲领在内的部分内容，介绍了《宣言》的要点，包括写作背景和历史意义。王东风表示，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介绍《宣言》，并直接翻译它的部分内容。朱执信将自己短暂的一生融进中国革命的浪潮之中，积极从事革命的理论宣传工作，他被孙中山称为“革命的圣人”。

陈望道翻译《宣言》时正值中国共产党筹建时期，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纷纷成立。《宣言》中译本出版后广受欢迎，这本只有28000多个汉字的小册子，成为中国共产党创造革命信仰的思想起点，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理论准备。

王东风认为，对《宣言》的翻译和传播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若没有广东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节译作早期铺垫，就不会有后来陈望道的翻译：“广东早期所做的工作尽管零散，却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可以说，广东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

1919年11月11日，杨匏安在《广东中华新报》介绍马克思主义 魏法谱供图

翻译高潮

随着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爆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译介全面展开，广东也迎来第二个翻译高潮。杨匏安、柯柏年、汤澄波等人开始转向翻译马克思本人的其他相关著作。

“自马克斯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及实际上，皆顿失其光辉，所著《资本论》一书，劳动者奉为经典……马氏以唯物史观为经，加之以在英法观察经济状况之所得，遂构成一种以经济的内容为主之世界观，此其所以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也。”1919年11月11日，杨匏安在《广东中华新报》发表了《马克斯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以下简称《马克斯主义》）的文章。文章只有三百多字，却影响深远，这是华南地区最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该文是紧接着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后出现的，因此，杨匏安也与李大钊并称为“南杨北李”。《马克斯主义》与杨匏安其他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一起，奠定了其“华南地区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第一人”的历史地位。

据王东风介绍，1919年7月12日至12月15日，杨匏安在《广东中华新报》副刊《通俗大学校》专栏中，以《世界学说》为总题连续发表40多篇文章，详细介绍了马克思社会主义。

五四运动以后，杨匏安撰写、编译了大量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也鼓舞了整个华南地区的革命热情。

1929年，杨匏安来到上海，参与中国共产党的报刊出版工作。其间，他编译出版了20余万字的《西洋史要》，这也是中国最早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写成的西洋史著作。“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还曾专门要人把这本书带给他。”华南农业大学中文系教授傅修海提到。

位于广州市越秀区越华路116号的杨家祠，现已修葺一新。步入杨匏安旧居陈列馆，二楼书房里民国风的书桌上放着一盏长亮的油灯，观众仿佛能看到当年杨匏安在此伏案工作的身影。这盏灯如同他的精神，长久不灭。

杨匏安旧居陈列馆里有一盏长亮的油灯

走向全国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的传播以广州为中心，传播范围遍布全省，还影响到邻近的福建、广西、云南、香港等地，在全国范围内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魏法谱认为，当时广东红色思想的传播呈现出传播主体广泛、传播范围广等特点：“当时广东的政治环境条件相对宽松，国共两党都支持马克思主义传播。因此，当全国其他地方对马克思主义传播严厉镇压时，广东是可以公开进行传播的。”

魏法谱说，这一时期的广东报刊业非常发达，出现大批报纸和刊物，而且很多报刊的发行范围都是全国性的，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了坚实条件。

与此同时，广东涌现了大批翻译人才，像汤澄波翻译出版了《列宁主义之理论及实施》，李春蕃（柯柏年）先后翻译出版了《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评》，熊锐翻译出版了《唯物史观论》。此外，这一时期的广东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才，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在广东进行过革命活动，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传播。

“广东还是反对各种错误思潮的主战场。”魏法谱表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其实也曾受到各种误解乃至错误思考的干扰。“当时陈独秀就跟区声白发生过一次关于无政府主义问题的论战，两个人主要以《广东群报》为阵地展开论战。后来，这场论战的内容以《讨论无政府主义》为题发表在《新青年》第9卷第4期，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

在魏法谱看来，更为重要的是，广东不仅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传播过程中还催生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广东丰富的革命实践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实践基础，中国共产党人在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积极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尤其以毛泽东在广州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为标志，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

访谈

广东对红色思想传播起着“星火燎原”的作用

王东风（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羊城晚报：谈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翻译、传播，广东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哪几个方面？

王东风：我们做了研究之后才发现，广东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可以说是决定性的，起到了“星火燎原”的作用！但是很多人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在某种程度上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翻译与传播的星火是广东人点起来的，之前还很零散、没有明确政治目的，但广东知识分子抱着进步的政治追求去接受马克思主义。像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原本寻求变法，朱执信和廖仲恺积极翻译社会主义，都是因为想寻找一条中国救亡之路。

在点燃星火的过程中，领跑第一棒的是梁启超，第二棒是朱执信、宋教仁、廖仲恺，第三棒是孙中山，最终形成燎原之势。广东参与马克思主义译介的知识精英，还包括黄凌霜、胡汉民、陈振飞、柯柏年、熊锐、杜国庠、许涤新等人。

羊城晚报：广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翻译与传播有哪些特点和优势？

王东风：广东是直接接触、直接翻译，而北京差不多是在做二次解读，获得启发之后才开始投入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传播。李大钊后来也在北京组织学生从德语翻译马克思主义，但多少也受广东影响。

从时间上来说，广东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译介形成了规模效应，最后传到了北方。广东地理位置优越，处于沿海地区，留日人员多，比较容易接触外来思想，翻译人才、对外语的掌握水平相比北方也居于领先地位。广东人的思想一直都比较开放、包容，很容易接受新生事物。

羊城晚报：目前你们所从事的“马克思主义在广东的翻译与传播”这一课题，进展情况如何？

王东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译介涉及多种外语，主要是日语、德语、俄语和英语，做研究很需要学科交叉，单做外语研究的人可能不熟悉马克思主义等历史领域，专做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人又因为语言难以深入。

我们2020年着手这一课题，是以特定译者为中心，根据每个译者的外语条件，组织了十个多语研究小组。用的都是第一手资料，找出翻译原文进行对照研究，如此规模、如此方式，在全国也是唯一的。

有太多东西值得我们去发现了。无论是从中国还是从世界范围来说，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指明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但现在很多人和马克思主义存在隔阂，尤其是年轻一代，希望更多的人可以系统地读原文。上世纪初那些青年知识分子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后产生了信仰，为了这个信仰命都不要，因为他们在马克思主义那看到了希望和光明：原来世界还可以是这样的。

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也是希望让学生带着问题意识去学习马克思主义，重温革命先辈走过的路，潜移默化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

延伸

广东翻译家顽强诠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1942年，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著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首个中文译本面世，译者为广东潮州人梅益。

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从1938年到1941年，梅益艰辛完成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中译本。当时他白天要工作，晚上要办报，只能挤时间来翻译。有段时间妻子患病、无法照顾孩子，梅益只好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拿笔译书。后来，梅益的妻子与两个幼子先后逝亡，他强忍悲痛，以顽强的毅力坚持翻译完成了这部小说，以实际行动回答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该书一面市就引起了轰动，解放区的书店纷纷翻印。梅益的译本是迄今为止在国内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版本。“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书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这段名言激励着一代代青年献身革命和祖国建设。

保尔精神早已跨越国界和时空。白驹荣是广东粤剧改革先驱之一，1946年不幸双目失明，但在新中国成立后顽强重登舞台，还创建了广东粤剧学校。作为粤剧界第一个艺人党员，白驹荣对粤剧的热爱、对党的事业的热爱获得了戏剧界的一致推崇，戏剧大师田汉赞他为“中国文艺界的保尔·柯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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