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史】影响全国的岭南学府 学海堂曾走出众多不世之材

阮元像

来源：《应元书院纪略》

溯源文脉1

越秀山南麓，这里走出了张维屏、陈澧、邹伯奇、梁启超等不世之才

金羊网记者 邓琼

北国已入隆冬，羊城仍是葱茏绿意。越秀山南麓百步梯，游人如织。拾阶而上，东侧的孙中山读书治事处纪念碑吸引众人观瞻，西侧稍高有凉亭可休憩，临近“佛山”牌坊的高处空地，则是晨练、远眺的好去处……

石栏杆旁，一位怡然捧书的女孩映入眼帘。我们此番寻访“领队”的广州市第二中学副校长李颖笑着说：“在学海堂的旧址上读书，真再合宜不过了。”从此地往东，沿山坡二三百米，直至今日的二中校园，大致就是晚清广东最高学府学海堂及后起的菊坡精舍和应元书院的所在地。可以说，这是震动当时、影响至今的岭南文脉所在。

文教凋敝

冬日暖阳下读书的女孩，一定不曾感受过两百年前那位广东士子体会的寒意。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广东南海举子梁序镛赴京会试，有隔壁号房的举人来询问题解，梁当即告知该题出自《汉书·郊祀志》，这时另一位浙江举子略带惊讶地说：“咄咄怪事，广东竟然也有人能读《汉书》！”虽然梁序镛当年顺利中了进士，但终生以此事告诫广东学人要“读书汲古”。其实在康熙末年，经学家惠士奇任广东学政，就大为感慨寻访不到可充乡学楷模的“能文”之士，那一时期岭南的学术教育地位颇低应不必讳言。

以广府地区为重心的岭南学术，在明代曾走向繁荣，不仅出过陈献章、湛若水等开宗派的心学大家，而且随着利玛窦1580年入粤，这里又成为与现代西方文化最早交流的地区。但经过明清易代时的战乱，清前期的禁海迁界以及尚可喜“藩王”肆掠之苦，又历雍正、乾隆朝的文字狱，岭南文化一度元气大伤。此外，由于广东学术界深受心学影响，主静致虚，崇尚易简之学，发展到此时，已呈束书不学、游谈无根的末流之弊，日益被乾嘉年间兴起的经史考据之学所摒弃。

学海堂亭台难觅，只余下石墩和小径启人怀想 记者周巍摄

提振学术

“城北越王山，一角如蓬莱。上有木棉花，下照读书台。”督建学海堂的广州学者吴兰修曾在诗中描述的景观，今日仍可得到印证。从百步梯渐至越秀山顶，植被繁盛，不乏被标记出树龄百多年的高大木棉；散布于梯级两侧的几处平台，其中就有当年学海山堂、文澜阁、启秀山房、至山亭等学海堂建筑的基址所在。此地背倚越王台、镇海楼等羊城著名的文化地标，远眺可及珠江、狮子洋，自然令人感念学海堂缔造者阮元选址的苦心。

就在梁序镛赴京会试的那一年，经学名臣阮元出任两广总督。在繁忙政务之余，他开局重修《广东通志》、辑刻清前期汉学总集成《皇清经解》，将一批本省饱学之士（后来有多人出任学海堂学长）延揽到提振学术的麾下，同时引入来自江南朴学重镇的学风和方法，为治学者提供津梁，重塑岭南文化景观。1820年，阮元创办学海堂，倡导融通汉宋，深研经史，力戒空疏的学术方针，并逐步加入天文、算学与地理等实学考课；另一手去除清代以来书院只教八股制艺的“套路”，意在恢复研读原典的讲学精神。

办学初的几年，学海堂暂借城中文澜书院讲学，很快它的号召力就传布省城内外，各大书院都有士生提交课卷、角逐先进。1824年，第一册汇考课精选文字的《学海堂集》问世，精心选定的越秀山麓学海堂实址也动工兴建起来。

普惠全国

学海堂考试实行季课，标榜“专勉实学”，初期主要由阮元或他临时聘请的学者、其他书院掌教负责出题，并批改考卷。这样一年四次的开卷考试，面向本籍或外省考生开放，遴选出的优胜文章可获银两作为奖励之“膏火”，还可以结集出版。

有意思的是，这里策问的话题不仅涉及“经义子史前贤诸集”“选赋诗歌古文辞”，还不乏对于科技史及科学知识的考察。例如这道——“今大、小西洋之历法来至中国，在于何时？所由何路？……元之《回回历》，是否如明之《大西洋新法》之由广东海舶而来？”今天看来，尤其让人感慨学海堂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开一时风气。

早期参与学海堂出题、判卷的著名学者有谢兰生、吴兰修、谭莹等人，多身兼羊城书院、粤秀书院、越华书院等广州其他书院教职，常将试题另行借鉴。各书院的学生也可自由参与学海堂季考，连在省城之外的士子也“务期多做”，以文取胜。这样由点及面，粤人学风改观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如今徜徉在越秀山上，学海堂已片瓦无存，但它在培养人才方面许多开创性的做法，却令熟悉现代学制的我们似曾相识。像制定明确的办学章程，不设山长，以八位学长轮流课士，增补须经全体现任学长公推；鼓励每人择师而从、专修一门的“专课肄业生”制度……此后，晚清各省新建和改建的新型书院，多争相以学海堂为效法对象，湖南的湘水校经堂、江西的经训书院、安徽的中江讲院、湖北的两湖书院等，“大都不外学海堂规制”。岭南文教从凋敝转而普惠全国，就是在这一片学海书香中转折向上。

群星争辉

阮元任内，亲自选定了吴兰修、赵均、林伯桐、曾钊、徐荣、熊景星、马福安、吴应逵等八位饱学之士为学海堂学长。而后陆续增补、历任学长可考名字者55人，记录于《学海堂专课章程》上的专课肄业生260人，群星争辉，著述充栋，几乎囊括了晚清广东士子的精英。藏书万卷的“经学博士”吴兰修，名动北方士林的校勘名家曾钊，被内阁学士翁方纲尊为“诗坛大敌”的张维屏，文献校勘及骈体文大家谭莹等，都在列中。又有南海人士邹伯奇，精于天文、光学、机械，堪称近代科学先驱，虽功名仅为秀才，也于1857年被推为学海堂学长。

“海内通儒”陈澧一出，更是晚清学术集大成的人物，助广东渐次成为江皖浙等传统文化中心之外一个新的文化学术重镇。他从25岁被推举为首届学海堂专课肄业生，到被补选为学海堂学长，中间只隔了六年，可知时望之高。陈澧在经史学、文学、音韵学、文字学、地理学以及乐律、天文、书法、诗词等领域均有出色成就，可立足于全国学术而居一流之列。1866年，一脉相承的菊坡精舍在学海堂东侧开学，这是陈澧晚年念念所系的讲坛与书案。他在这里教导生徒，主持广东书局，度过了一生中最为繁忙的文化活动高潮。

陈澧像

陈澧所著述的《汉儒通义》《切韵考》《东塾读书记》等学术名著、所开创的“东塾学派”名动天下，举世景仰。桂文灿、廖廷相、文廷式、梁鼎芬、冯浚光、于式枚、陶福祥等一大批晚清的能臣俊彦皆出其门下，《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十三经注疏附考证》《通志堂经解》等以往只出现在京师或江浙的重要文化典籍，得以在广东印行。

直至近代，陈澧仍备受学人推崇。钱穆先生在其名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为陈澧专写一章，详尽论述，特别是肯定东塾先生在调和汉宋、开辟新学风方面“用心至苦，而成就亦至卓”，而深致拳拳向往之意。

百步梯以东最为茂盛的灌木深处，还葆有一段古朴的石径，浑无雕饰，宽不过两尺。沿阶逶迤而上，耳边如同响起阮元为修建学海堂定下的规条：“堂亦敞不宜高，径宜曲不宜直，不尚华奂，只取朴素而已。”

一代朴学大师为岭南营建的这所学府，存世83年，没有留下更多能让后人瞻仰的史迹，甚至在当它最著名学生之一的梁启超1915 年重返越秀山寻找学海堂阮太傅祠时，都已只见荒草。然而，作为晚清粤学兴盛的枢纽和广东文化精英们的精神殿堂，学海堂从提倡朴学，兼融汉宋，刷新学风，到开启民智、广育英才，推动地方文化、学术思想成果声播全国，为这方水土后世的腾飞准备了广大的人才和深厚养分。它承上启下，终将长居岭南高处。

访谈

立学长、选导师，戒浮巧、严治学，学海堂以新的教学方针带动岭南学术成为新中枢

浓厚学风土壤 酝酿变革萌芽

黄国声 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研究员、《陈澧先生年谱》作者

羊城晚报：在经历了清朝前期的低谷后，广东学术在晚清振起，关键性的转折在哪里？

黄国声：两广总督阮元1820年创建学海堂是粤学振起的关键。学海堂以新的教育方针、摒弃八股文的教学，而代之以教授经史实学。它不设山长、改立学长八名，他们各有所长，相当于学术导师，学生可自选老师从学，专习一门经史，务求深读精研。学海堂又鼓励师生互相切磋，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使曾泛滥一时的浮躁取巧、琐碎纤屑之风一扫而空。所聘的学长，有精于经学史学的，也有擅长自然科学的，各竞所长以教学生。广东的学术由此展现出新的气象，而其成效延续至数十年之后，清后期许多有成就的学者，都是从学海堂走出来的。

羊城晚报：如何评价陈澧的学术历史地位？

黄国声：陈澧是广东晚清学术振起的功臣，是一时无两的学术大师，他担任学海堂学长数十年，教育出有成就的学生无数。他的学术成就以及树立的学风，在此后的几十年承传不绝，以致影响全国，被称为东塾学派，树立了广东在全国的学术地位，其功至伟。且他并非只知考据的腐儒，教授学生通经致用、读书明理，其深层意义是要人坚守民族大义、明辨是非，肩负起社会及民族的责任。因此他也是“汉宋调和”的主将，学术意义和社会意义都非常重大。

陈澧主张定下心来把书读透，力戒浮巧；提倡认真细密的治学方法，以平钝踏实的功夫来治学；沉潜于学术之中，不为名利所牵诱，又谨慎谦虚，不贬抑别人以抬高自己。这些主张和实践都嘉惠学林，即使在今天也很值得借鉴。

羊城晚报：广东在晚清时期成为又一个全国性的文化学术重镇，这是否为后来成为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引发近代社会变革准备了条件？

黄国声：学海堂的出现及东塾学派的崛起，无疑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使岭南的学术展现出全国性的高度。由于经世致用、读书明理、崇尚科学的风气浓厚，在这样的土壤上自然会孕育出追求变革、政治维新的萌芽，为社会的大变革做好充分准备。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朱执信、胡汉民等人，就是在学海堂学风直接和间接影响下，登上历史舞台的。

延伸

“九江先生”

朱次琦（1807-1882），字子襄，广东南海九江乡人，学者称其为九江先生，是与陈澧并称于世的学问大家。他开九江学派，与陈澧的东塾学派并孚时望，声播海内，也是晚清岭南学术的杰出代表。

朱次琦少年就蒙阮元赏识，至1834年被选为学海堂首届专课肄业生，却称病不就；1859年更被补为学海堂学长，仍辞而不往，而学海堂虚位以待。他1847年中进士，除了后曾有出仕山西的短暂经历外，其余时间多在九江乡讲学，足迹不入城市。

朱次琦上承陆王心学，以“四行五学”为论学大旨，生前著有《国朝学案》《国朝名臣言行录》《蒙古记》等，但均未刊行，而且在去世前焚毁手稿，动机成谜。

九江先生毕生授业研学不辍，追随者中以康有为、简朝亮最为知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