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史】中学西学 南粤引领全国 官办民办 文教率先转型

金羊网记者 邓琼

山长楼前，一株272岁的樟树静静守护。131年前，这里是广东在晚清兴办的最后一所大型传统书院——广雅书院。今日则是遐迩名校——广雅中学。

朝天小学的操场上，三棵巨型的心叶榕品字排开，最年长的已289岁，最年轻的也有236岁了。枝叶冠盖，已高过了周围的六层教学楼。155年前，这里是广东第一所官办新式学堂——同文馆。

历史与当下，树木与树人，就这样和谐地组接了起来。

晚清的广东教育，正是在传统书院改造与新式学堂兴起的叠映中前行。一方面，自阮元督粤之后建立的传统教育优势，虽“郁郁莘莘，堪比江浙”，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的猛烈撞击；而另一方面，由于长期海通和“洋务运动”的席卷，岭南教育的“海洋元素”和前卫性又日益凸显，形成一股逆转而上的新风，领跑全国。

改造书院

1888年广雅书院开办时的五进院落式结构至今仍保留着，信步而入，水榭书阁徐徐展开。最进深处，是昔日广东省内藏书之冠的冠冕楼，今作为广雅博物馆，守护着历史。不知哪位少年，拾了一朵木棉花，簪在冠冕楼黑漆大门的门环上，似在致敬先人办学、广育英杰的初心。

晚清名臣张之洞创建广雅书院，是要为内忧外患的清王朝培养“通经致用”的高级人才。他不满科举传统笼罩下的教育现状和士风，决意一振地方教育，故从选址、督建，到手定章程、分科延师都亲力亲为，几至“寝食并废”。

务实的张之洞将书院课程分为经、史、理、经济（后改为文学）四科，兼习舆地、历算等实学，还亮出“经学以能通大义为主，不取琐细；史学以贯通古今为主，不取空泛；性理之学以践履笃实为主，不取矫伪；经济之学以知今切用为主，不取泛滥；词章要求翔实尔雅为主，不取浮靡”的主张，为全国所瞩目。

广雅书院的历任山长有梁鼎芬、朱一新、廖廷相、邓蓉镜等，都是翰林出身，品格学养皆深孚众望。广雅书院虽仍以修习传统学术为主，但各科教学内容兼及新旧、中西学，师生讨论也多从时务出发，常“以问题为导向”，如新疆造铁路的利弊、西方宗教传入中国的显与隐等，都为他们所关注。

今天的广雅人都异常珍爱着校园内的十数株百年古树，相传这是张之洞创校时专门从惠州、从化等地移栽而来的，工程中还租用了法国的起重机，后人便以此作为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一个趣证。

官办新学

广州在明清时曾三度得“一口通商”之利，口岸贸易和文化俱发达，又值“洋务运动”推行全国，这些都需要大量具有崭新知识结构的时务人才。早于广雅书院问世前二十多年，新式教育就已在原本“只读圣贤书”的官办体制中萌动了。

1863年，郭嵩焘署理广东巡抚。南来之前，他就强力支持李鸿章等人在北京、上海倡立同文馆的主张，并与冯桂芬一道积极筹设上海同文馆,还专门“拟同文书院章程十四条”。1864年,郭嵩焘亲自主持了广州同文馆的开馆仪式,该馆章程依照“上海定章”，这是岭南第一所、全国第三所专门培养外语人才的新式官办学校，地点选在广州市大北门朝天街（今朝天小学）。

同文馆最初只收旗人子弟，后逐步扩展到满汉通招，朝天小学的教学楼中还有一栋现名为“满汉楼”。馆内设有外国教习，先开设英语课程，后又增开了德、法、日、俄等国语言。除了外语，广州同文馆学生们的修业范围还逐步扩展到数理化、航海、测算、机械、天文、地理等诸多门类，甚至开设过生理学、解剖学等选修课。从学西语到习西艺，再至整个西学……广州同文馆与三棵大榕树共成长，在晚清教坛绽出了一枝新蕾。

诸生在校期间就能参与译书等涉外事务，或调京考试、应差，可说是最早在校即有“实习”经历的一批读书人。毕业生当中的左秉隆、蔡锡勇、傅柏山等，都在洋务、外交界展露锋芒。

再说回张之洞，他在广东更具开新意义的还在于兴办了广东水陆师学堂、两广电报学堂等洋务学堂，培养新式的专门人才。其中以位于广州黄埔岛上的广东水陆师学堂成就最佳，不仅罗致了若干外国教习，还礼聘学成归国的詹天佑任教，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这些都成为后来建立黄埔军校的积累和资源。

民间助力

戊戌变法后清政府颁布的有关教育规定中，有一条是奖励绅民捐款办学。广东的士绅、市民阶层发育向来较为成熟，维新派人士活跃，外国教会籍因通商、外交之便也来到这里，共同促成了岭南民间兴办新式教育的热潮，特别是在女子教育、医学教育等方面富有特色。

1868年，外国人在广州开办的第一间女子学校真光学堂成立，1889年教会主持的培道女子中学开办，1899年美国长老会又创办广东女医学堂。到1902年，广州人自办的私立公益女学成立，不久创办人之一的马励芸出资，又在西关多宝大街开设坤维女子学堂，延聘名师，风气大开。

1866年，中国史上第一所西医教育机构博济医学堂在广州招生。未料40余年后，一位当时的博济医学生、未来的史学大家陈垣，却因爱国热情愤而退学，还联络郑豪、梁培基等同道创办了光华医学院，是以成就国人创办的第一所高等西医学校，改变了洋人在广东垄断西医的局面。

值得一提的还有创办于1905年的私立南武学堂，发起人是社会名流黄节、谢英伯、何剑吴等。南武中学特别重视体育课，并培养学生参加竞技体育，打破当时教会学校在多个项目上的包揽。早期有多位南武中学的学生曾代表广东出省或代表中国出国参加体育比赛，1913年的第一届远东运动会上，南武的陈彦就获得了跳远比赛金牌。后来广东许多体育界名宿都出自该校。

辐射全国

回看晚清这一段的广东教育史，一个有意味的现象是：数位在广东任要职、兴文教的洋务派大臣，本身也是整个中国教育近代化转轨中的关键人物。

郭嵩焘本就是著名的“洋务教育派”官员，他在广东期间，除了开设同文馆，还为学海堂恢复“专课肄业生”制度，并破天荒地增设了数学专业。

张之洞在黄埔岛上办水陆师学堂的用地，是旧任两广总督刘坤一已购地欲办广东“西学馆”之所在。1901年，张、刘二人合奏变法三疏，力主废除科举制度，分级设立学堂、重视农政工业职教等科，直接推动了同年清廷颁布诏令在全国普设学堂。

1902年，曾任广东学政、参与改革书院的张百熙，奉命制定了中国史上第一个引入日本和德国经验、以普通教育为实施西艺教育之基础的国家新学制（史称“壬寅学制”）。随后，张之洞又奉旨参与修订，以他们二张为主制定的“癸卯学制”次年颁布，成为第一个付诸实施的国家学制。

稍后出任两广总督的岑春煊，在办理现代教育方面更是成就不凡。他曾创办山西大学堂、四川武备学堂等，在中西联合办学、国内访学、委派留学方面均有开创。到广东之后，岑氏又陆续办起了两广实业学堂、广东法政学堂、两广方言学堂、两广高等工业学堂……他还特别重视师范教育，于今日的文明路创立两广优级师范学堂，分设文学、历史舆地、数理、博物四科。这所学堂于1912年2月改名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也就是文明路中山大学的前身。

如此多因时而动的文教能吏南来办学，又出入京粤，进而统领全国。这既推动岭南教育迅速向现代化转型，也助长了广东新式教育的勃兴在全国的辐射力，所培养的大批人才更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显著力量。

（感谢广雅中学庾志成主任、华南师范大学袁征教授、朝天小学孔虹校长对本文的大力帮助）

延伸

同文馆毕业生左秉隆

首任驻新加坡总领事

左秉隆（1850-1924），字子兴，驻防广州的旗人子弟。幼聪颖，15岁时入广州同文馆成为首届学生，品学兼优。1876年任北京同文馆副教习，两年后随曾纪泽出使英国，任三等翻译官。

左秉隆1880年任清政府驻英属新加坡的第一任总领事，连任三届。在职九年，他在调停缓解中英关系、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在发展同英国、新加坡的正常邦交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左秉隆不仅是一名外交官，而且非常关心中国侨民的生活。针对当时新加坡的社会风气恶劣、百姓生活艰辛，他设立保良局，避免妇女沦为娼妓，并严厉取缔人口贩卖。左秉隆还大力推广文教事业，为受华文教育的侨民创设会贤社，为受英文教育的侨生设立英语雄辩会，讨论政治、社会、文化等课题。1908年，他选拔一批学生到广州留学，成就最大的是后来独捐120万元兴办南洋大学的企业家李光前。

1905年，清廷遣五大臣赴东西洋考察政治，左秉隆任头等参赞官，游历日、美、英、法等国，牛津大学授予其名誉学士学位。

访谈

曹天忠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广东省文史学会副秘书长

引进新式教育、首开西医教育、探索学制改革……

广东近代教育 影响直至今日

金羊网：相较全国而言，晚清以降广东教育的近代化转轨具有什么特点？

曹天忠：我想可以把这个时间下限扩展到民国初年，这样来看，广东近代教育的兴起，更具有全国意义，甚而可以说形成了逆转而上辐射全国的影响力。

首先在引进西方的新式教育方面，广东的专业教育全国领先，比如珠海唐廷枢出版将英语与粤语互译的《英语集全》、广州同文馆率先开展外语教育、博济医学院首开西医教育等，都极具开创意义。

除了具体学堂之外，广东人在教育观念上的超前也很引人瞩目。比如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就有对国家学制的最早思考，提出应学习德国设立大中小三级学校；他还呼吁，不光要建立京师同文馆，而且这种做法应该推广到广州、上海，学生来源也不能局限于八旗子弟等。梁启超则从教育内容入手，较早看到了初办的洋务学堂存在“言艺之事多，而言政与教之事少”的局限，主张在重视中国之学的前提下，进而全面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达到中西汇通。这些远见卓识都具有启蒙性，最终转变为朝野共识或政府政令，推动了中国整个教育从旧学中脱胎换骨，融入时代大潮。

驻粤的重要官员如郭嵩焘、张之洞、岑春煊等对于教育行政的重视和开创，也使得这一时间段广东兴学特别得力。他们在广东办教育的所为、所见、所闻，成为他们后来参与制定全国教育制度时的源头活水之一。其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首倡者张之洞最为明显，他提出的这一理念成为晚清全国教育的指导思想。

金羊网：那您为何要把下限调到民国初年？

曹天忠：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推行、一直影响至今的“六三三学制”（即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早在1921年的广州执信中学就有了实践。后来全国教育联合会采纳了执信中学的学制作为学制改革基础方案，并在1922年10月颁行全国的“壬戌学制”。这一学制的颁布是中国近代教育成熟的标志，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进步，一直影响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