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史】转战长江创沪上奇迹 弄潮新埠开摩登时代

1928年，广东人冼冠生把冠生园开到了上海南京路上 图/冠生园公司官网

从洋行买办到致力民族振兴的实业家，百年前粤商这样闯荡上海滩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何晶

1844年，上海口岸开放第一年，44艘外国货轮装载着8584吨货物驶入上海港。5年后，133艘外国货轮共装载52574吨货物入港。到了1863年，数字变成了3400艘货轮964309吨货物入港，3547艘货轮996890吨货物离港。这样一组港口吞吐量的数据，直观地呈现了上海开埠后的飞速发展。

上海如此迅猛发展的背后，离不开最重要的一支力量：广东商人。鸦片战争后，广州失去“一口通商”的垄断地位，曾设立在广州和香港的洋行纷纷到上海拓展业务。

“广东商人在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的近代史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也让我对这个群体感到深深的钦佩，可以说我是有广东情结的。”在学界有“宋广东”之称的学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宋钻友这样对羊城晚报记者说。

热心洋务运动

“广东人追随洋商的脚步来到上海，成为上海移民中极为重要的一支，人多、钱多、影响大。”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熊月之告诉羊城晚报记者。据估计，1853年以前的上海约有广东人8万，其中广肇帮最多，潮州帮其次。广肇帮又以香山人最多，达两万多人。最早到上海谋求发展的香山人，基本是随洋行北上的香山买办。

在和西方商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唐廷枢、徐润、郑观应三大广东买办因对外商有着较深入的认识，被视作当时最了解西方的中国人。他们积极参与洋务运动，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在上海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为中国早期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在熊月之看来，中国近代最早的铁路、轮船、煤矿、水泥厂、机器印刷业的兴办，都凝结着广东买办的远见与智慧。“近代中国的文化是一代代人持续接力的过程，从清末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到民国时期各流派的志士贤人，他们都有所贡献，买办是其中不容忽视的部分。没有他们的努力，中国早期的近代化努力很难想象，中国近代思想史也会留下大段空白。”

“1876年，唐廷枢向福建巡抚丁日昌建议筹设一家中国银行，将来在伦敦、日本和其他地方开设分行，为未来的中外贸易提供金融支持。1879年，唐廷枢又发起创设宏远贸易公司，拟集资30万两，在伦敦、香港、福州、上海四埠设立分行，以上海为总行所在地，主营丝茶出口，代理中国政府购买所需武器、舰只和机器。虽然这两项宏大的计划因故均未能实现，但你可以看出当时他们的意识是多么超前。”谈到这段历史，宋钻友连连对记者感叹。

投资机器制造

跟随宋钻友的步伐走进上海虹口区海伦路，记者在四川北路街道文化活动中心看到一支华南粤乐队。每周六下午，一群老人从上海各区聚集到这里唱粤剧。年过八旬的粤乐队队长卓汝平是广东移民后代，母亲是广东南海人，父亲是广东中山人，她从小家住虹口福德里，读书则在附近的粤东中学（原“广肇公学”）。

19世纪70年代，《申报》就刊有粤人集居虹口的报道。广东人社区南至天潼路，北至横浜桥，同乡组织但凡有公告，都张贴在天潼路附近的三元宫和横浜桥。为何粤人集居虹口？分析普遍认为，当时洋人在上海开设的船厂，大多位于黄浦江西面、苏州河北岸，离虹口区很近。

19世纪中叶，15岁的广东香山小伙子方学赞来到上海，在打铁店当学徒。出师之后，他成为一名流动的打铁手工业工人。当时，英国人已在上海设立船厂，由于找不到熟练的机器工人，通过关系设法从广东招揽了一批熟练工，他们大部分来自广东香山。这批受雇于外商的“技术移民”，被哈佛大学教授裴宜理称作“南中国的技工”。

当时在老船坞（即：耶松船厂）机器部担任要职的，是香山人方帝和及其同乡们。颇有生意头脑的方学赞，通过方帝和拉到了不少业务，遂邀请同乡孙德英到上海设立“发昌号”，即发昌机器厂的前身。1866年，方学赞在上海创设的发昌机器厂，是迄今所知上海最早的民族资本机器厂。

据《上海民族机器工业》记载，1870年，发昌机器厂已经能够制造小火轮，该厂所制火轮“淮庆”扒沙船，被誉为“不但中国所未见，即外洋亦所罕闻，实创千百年未有之奇”。

创办国货品牌

“各行省无不有粤商行店，五大洲无不有粤人足迹”。这是1907年《广东七十二行商报》的发刊词。宋钻友在其专著《广东人在上海》中则写道：“旅沪粤商的经营空间，北至日本神户、横滨，国内的营口、大连，南至新加坡、印尼，东至美国旧金山。通过一家族成员和同乡为主设立的连号网络，粤商适应了长途贸易和跨国经营带来的不便。”

在宋钻友看来，粤商不仅有勇于外出闯荡的气魄，也勇于开辟新的商业领域。近代中国不少工业门类和商业领域均是粤商开风气之先，其余商帮紧随其后。

以热水瓶为例，从昂贵的舶来品变成普通人家也能买得起的日用品，热水瓶的普及得益于一批旅沪粤商。1920年前后，在上海的广东企业家梁伯枝等人为了打破洋货的垄断，投入大量资金潜心研究热水瓶。1925年，梁伯枝和雷炳林等人合伙创立光明制造水瓶电器有限公司，产品物美价廉，销路远至南洋。直至1940年代，热水瓶制造在上海成为有近百家企业的国货行业。

又如人们熟知的大白兔奶糖，其生产公司冠生园由广东南海人冼冠生一手创办。冼冠生原名冼炳成，15岁随远亲来到上海，在夜宵店里学习烹饪。1915年，28岁的冼炳成开了一家名叫“小雅园”的食品店，店里自制的牛肉干、陈皮梅等零食销路很好，生意蒸蒸日上。1918年，小雅园更名为冠生园，并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冼炳成变成了冼冠生。

当时，中外食品企业竞争激烈，冠生园不仅扩大了工厂，同时改进设备、革新生产技术，并从香港和广州请来高级的技师。由于产品不逊于洋货，生意越来越红火，冠生园不仅把总店开到了繁华的南京路，还陆续在南京、天津、武昌等地创设分店或分公司。到20世纪30年代，冠生园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食品产销一体企业集团。

宋钻友认为，在推动国货品牌创造的背后，是广东商人与洋商争雄的粤商精神。当时还有不少知名的国货品牌，如黑猫牌丝袜、梁新记牙刷等等，均由旅沪粤商生产制造。

华商百货公司建成后的南京路俯瞰图 图/上海档案信息网

引领摩登生活

南京路是上海的旅游地标之一，这里百货林立，游客如织。而在上世纪20年代，这条路上只有四家外国百货、拍卖行和西药房。促成这一变化的关键，正是百年前将源自西方的环球百货商业业态引入上海的华侨粤商。

1899年，侨居澳洲多年的广东香山人马应彪对百货商场业态已颇为了解，经过几个月筹备，他集资2.5万元，在香港开设先施公司。1913年，香港先施公司多次派人到沪考察，认为上海“为世界商业重心”，应尽早在沪上设立分公司。4年后，采用巴洛克建筑风格的上海先施公司落成，在南京路开店迎客。很快，上海先施取得了比香港总行更出色的成绩。上世纪30年代，上海先施的年营业额约为1000万元，是香港总店的将近两倍。

上海先施开业一年后，1918年9月，位于其南京路对面的永安百货正式对外开业，这是中国近代最大的百货公司，由粤籍华侨郭乐及其三兄弟共同创办。

此后，新新百货和大新百货陆续开张。四大百货不仅直接推动了南京路商圈的发展，也成为上海这座东方最繁华商埠的标志。

四大百货都以百货为主，兼营储蓄、娱乐、餐饮等。粤人不仅舍得在餐饮店下重金装修吸引顾客，在服务和营销上也善于动脑，比如永安公司为提升企业形象、传播商业文化，出版《永安月刊》；粤式茶楼大多采用火车厢座，避免邻座之干扰；率先聘用女性服务员，在沪上开风气之先。

四大百货更引领了沪上的“摩登”生活方式。永安百货顶楼设有游乐场天韵楼，规模仅次于当时的上海地标“大世界”。游客买一张票，就能欣赏到京剧、苏剧、沪剧、魔术等表演，还能上到屋顶“倚云阁”鸟瞰上海全景。

在宋钻友看来，这些旅沪广东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到了近代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宋钻友说：“广东移民以坚韧和强毅的意志，敢于冒险和创新的品格，善于学习、接受新观念的胸怀，诚实无欺的经商风格，以及雄阔的商业气魄，开辟了一个个新的商业疆域，为迁入地的发展和崛起做出了贡献，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访谈

粤商全面参与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宋钻友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旅沪粤商整体上有怎样的特质？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能从粤商身上得到哪些启发？

宋钻友：旅沪粤商有多种类型，最重要的两个群体是广东买办和华侨粤商。他们都非常了解西方文化，是“知洋派”，最早参与到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他们不仅思想包容开放，能接受新观念和知识，同时也很善于学习和创新。今天回看过去的粤商故事，他们身上有很多精神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从知识背景来说，广东买办是一群深受西方影响的商人，他们学习西方的商业规则、商业伦理，是当时思想最开放的一群人，有着开阔的全球视野，对中国近代化发展的影响极大。

华侨粤商大部分是农民起家，他们在国外赚了第一桶金，随后回国投资做生意，创办四大百货的粤商都属于这个群体。华侨粤商不仅推进了中国多个工商业门类的进步，还将海外先进的管理模式和理念带回中国，为国内民族企业起了示范作用。

羊城晚报：从广州十三行行商，到参与上海开发的洋行买办，再转变为致力于民族振兴的实业家、资本家，您怎么看粤商的发展轨迹和中国社会近现代化转型的关系？

宋钻友：近百年来，广东商人抓住机遇走出国门，或下南洋，或北上日韩，建立起跨国商业网络，组织大范围的商品流通。上海开埠后，广东商人对构建以上海为中心的亚洲商贸圈，并勾连起东西方贸易起了重要的作用。粤商全面参与了上海乃至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都创造了辉煌成就。广东商人不仅给上海带来了大量的海外资金，还以上海为重要节点构建起地域广袤、跨界跨国的商业网络，极大拓展了市场空间。

19世纪中叶的广东买办是早期最熟悉西方商业模式的华商。唐廷枢、徐润、郑观应三大买办长期在沪从事洋务活动，他们参与创办和管理的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江南制造局以及开平煤矿，除了上海机器织布局被烧毁，其余三家都奠定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基础。此外，唐廷枢和徐润不仅是轮船招商局早期的主要负责人，还制定了一整套体现现代企业原则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条例。进入20世纪，粤商创办的四大百货公司把全新的商业业态引入上海，创造引领了新的都市生活方式。

羊城晚报：如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长三角一体化”都被纳入国家战略，您如何看待岭南文化和江南文化的关系？

宋钻友：江南文化和岭南文化同属中华文化，广东人和江浙人在精神气象上有许多相同之处。广东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对西方的开放更早，人们更具有开放意识。在和西方商业势力同场竞技中，广东人和江浙人各自将岭南文化和江南文化发挥到极致，双方既有竞争，也有吸纳和互动。在长三角一体化和粤港湾大湾区建设的大背景下，更应当深入挖掘两地的地域文化资源，加强互动，共寻发展。

延伸

创办天津第一家机器铁工厂、第一家西药房、第一家照相馆……

在津粤商创造多个“第一”

1860年，天津开埠通商。据《天津政俗沿革记》卷七记载，1860年代初在天津的粤商已达五千多人。天津的近代发展，和明清以来的旅津粤商息息相关。

清代前期，天津实行种种宽税优惠措施，粤商在此多从事传统贸易，比如开客栈，买卖南北民生物资等。天津开埠后，一批广东买办开始在此投资设厂，合办近代工商企业，与外国资本争利于市。比如唐廷枢和徐润在天津开办水险和火险分公司；1881年又与郑观应等人合资开设天津沽塘耕植畜牧公司等。

还有大量新行业在广东商人的带动下应运而生，如天津第一家机器铁工厂、第一家西药房、第一家照相馆……粤商扮演着积极推动现代化进程的角色，为天津的商业社会注入了新的力量。

为了联络乡情，共谋发展，1903年，时任天津海关道的广东人唐绍仪和广东买办梁炎卿等倡议在天津成立广东会馆。1907年，广东会馆正式落成，成为粤商聚会娱乐的固定场所。1912年，孙中山先生在广东会馆戏楼发表演讲。如今，广东会馆已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