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商中产生的近代杰出思想家郑观应（上）：阅历政企，从经商进而经世 目收中外，由立功更及立言

郑观应中年照（资料图片）

香山商业文化博物馆里的一组粤商铜像，最中间是郑观应，另从左至右分别为徐润、唐廷枢、马应彪、郭乐

不朽之作《盛世危言》（资料图片）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邓琼

连接中山石岐与澳门的岐澳古道，正从中山三乡雍陌村中，东西向穿行而过。近日，记者与村志编修郑文贺来到被称为“雍陌上街”的这一路段，工人们正在将现有的水泥路面重新铺回石板街。

街边小巷中，零星还有旧时拆下来的条石嵌作石凳。郑文贺笑着说：“别小瞧这条古道，它可是既见过林则徐，又见过郑观应、孙中山的啊！”

此言非虚。雍陌村志上记载，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到澳门巡阅禁烟，途经雍陌遇暴雨而在郑氏祠堂中暂宿一夜。祠堂至今仍立于这段村中古道的中段北侧。

三年后的1842年，粤商中产生的中国近代杰出思想家、《盛世危言》作者郑观应出生，这里是他的家乡。

又36年之后的1878年，13岁的孙中山在兄长孙眉的安排下，在雍陌村民郑载林家住了一些时日，后随郑载林一起乘长行渡至澳门，转大轮船再去檀香山。

近代的香山统辖今天的中山、珠海、澳门三地，其人杰荟萃、商旅纵横由此可见。

家风底色

为了纪念明年的郑观应诞辰180周年，中山市正在推进郑观应故居保护活化工作。雍陌村被称作郑观应故居的地方，是1903年他为纪念父亲去世十周年而修筑的“秀峰家塾”，距离雍陌上街不远。

1869年，郑观应的父亲郑文瑞（字启华，号秀峰）曾率夫人捐资重修过这条石板大街。郑文瑞这位慷慨好义的乡绅，读书而未获功名，短暂经商也没有大成，却十分热衷公益、为善一方，而且用严格的儒家传统伦理道德教养孩子。这一切都为郑观应的人生描画了底色。

郑观应人生的第一个重大转折，就是放弃科举、到上海习商，这也取决于郑文瑞在家乡风气之下的一种通达，觉得“子弟读书非甚颖异，即命之经商，而戒不得废书”。17岁的郑观应第一次参加“童子试”不中，父亲没有执着，就让他同那个时代众多香山子弟一样，转而从商了，但他终身都铭记“不得废书”的家训。

著名学者熊月之先生曾将郑观应称为“通人”，赞其学通儒道与中西，知行合一，而且世事洞明。而我们将郑观应作为粤商中最重要的成员之一详加考究，还因为他是那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中难得的枢纽型人物：上连李鸿章、曾国荃、张之洞、彭玉麟、盛宣怀等名臣大吏，横贯唐廷枢、徐润、莫仕扬等粤商买办与巨商，曾求教于傅兰雅、李提摩太等致力西学东渐的“西儒”，也结交王韬、容闳、伍廷芳、马建忠、薛福成等当时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不仕不隐，亦商亦儒。今天在我们看来，也唯有这样的见闻与人脉，才能成就郑观应，写出被誉为“变法大纲”的那部《盛世危言》啊！

四业并举

郑观应在上海开始自己商业生涯的时候，正踩在“香山买办”发展最蓬勃、连结最紧密的节奏上，上海的洋行买办“半皆粤人为之”，其中又以香山籍最多。他乘势而上，学习、经商、著述、慈善四业并举，在生意和社会地位上都站稳了脚跟。

出道时，郑观应先跟着叔父郑廷江在新德洋行习商，将微薄收入的大部分投入传教士傅兰雅开办的英华书馆学英语。仅两年之后，他已经转而在世交徐家的转介下，到徐润当总办的英资宝顺洋行当上了正式买办，自己也逐渐涉足茶业、盐业生意，积累财富。1867年，他与香山同乡、家族姻亲唐廷枢等人投资自办了公正轮船公司，为后来共同的轮船招商局事业积累了航运业经验。郑、唐、徐三大粤商相遇，开始联手在众多实务及社会领域大显神通。

19世纪70年代后期，在上海商界为华北地区严重旱灾发起的赈济行动中，郑观应表现非常踊跃。他与经元善等人创办筹赈公所，将办公地点设在自己家中，还遵母亲遗嘱，将积存的一千两白银都捐给直隶赈灾。这让郑观应结识了一生知音的盛宣怀，并以其才能、品德进入李鸿章等洋务大臣的视野当中。到了1878年，郑观应的个人职位已达到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总办，同时又受李鸿章任命参与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开创，进而在1881年跟随盛宣怀接下了上海电报局事务，着手创办中国电报业。

郑观应从纯在洋行当买办，到投资私企成为中国民族企业家，再到执掌官督商办的国家洋务企业、为国家办差……一个“师夷长技”、服务于洋行的高级买办，一步步参与到筹划发展中国民族工业中，与洋人争利以“制夷”，而且涉足航运、纺织、电报几大新兴行业！

与此同时，郑观应还热切地参与时务讨论，通过阅读西方报章、著作，和中外人士交流来获取新知。他经常以“杞忧生”为笔名发表时评，至1880年结集为可称《盛世危言》之雏形的《易言》时，已初步形成了“商战”的新观点。他的朋友王韬说得好，“杞忧生”身处“花月之光迷十里，笙歌之声沸四时”的上海滩，但萧然一无所好，居安思危忧国忧民，实有过人之处。

商战“制夷”

1882年，郑观应终于作出了一个彻底的了断：放弃太古公司的高薪续约挽留，应李鸿章力邀，加入洋务企业轮船招商局担任帮办。此时，另外两位香山人唐廷枢、徐润也已分别结束在怡和洋行、宝顺洋行的买办生涯，投资并参与招商局的运营，担任总办和会办近十年了。

经过在此处的交集之后，尽管三人后来的事业走向各有侧重——唐廷枢创办开平矿务局，徐润投资房地产，郑观应则在“三进招商局”之余，辗转于上海电报分局、汉阳铁厂、粤汉铁路等处救危扶倾的实业历程——但他们都以多年在洋行外企积累的宝贵经验，代表活跃在上海的粤商群体，站在了中国发展新兴工商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最前沿。

轮船招商局是当时首屈一指的洋务企业，郑观应一入局就面临与怡和、太古两家外国轮船公司削价竞争到白热化之际。两家洋行大打价格战，低价揽客，招商局生意被抢去很多，100两白银一股的股票，从140两的高位跌到30多两。

郑观应从多年航运业及太古公司的从业经验出发，力助唐廷枢稳住局面，与另外两家谈判。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周旋，终于在1884年签订了为期六年的齐价合同。招商局在约定的价格、服务水域和占比中还略优，不仅免于被外国公司打垮，而且股票升到了每股160两白银。郑观应又拟定招商局救弊16条，整顿内部。由于出色的经营管理才能，他接任唐廷枢而成为轮船招商局总办，登上了事业巅峰。

对照一下，郑观应在著述中提到的“商战”策略：“中西可共之利，思何以筹之；中国自有之利，思何以扩之；西人独擅之利，思何以分之。”这不就是活生生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吗？

粲然学林

近代以来，粤商巨贾如云，为何郑观应独能粲然学林而为思想家？他一人操办了这么多专门的工贸领域、迎击商战，还分门别类、综贯中西写出巨著《盛世危言》，“欲使天下人于中外情形了如指掌，勿为外人所侮耳”（郑观应语）。如果不是有异乎寻常的终生学习，即使生活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这也是很难想象的。

从郑观应的众多诗文可知，他的传统学问功底相当扎实，不但熟谙四书五经，且时常引用二十四史以及汉唐至明清诸名家的著作，并深受儒家“忠君爱国”思想的浸染，这可能是他超越一般商人群体、进而能与当时的高级官僚及知识分子平等沟通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郑观应留意汲取西学从不停顿。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京师同文馆新译的西书，《万国公报》《上海新报》《申报》等刊载的新学知识，无论是工程制造还是社会科学、医学等，他都有所涉猎。

郑观应爱向懂西学的人请教，例如专门就人体特异功能的事写信给伍廷芳，询问西人对此的看法，并自称是读美国报纸发现这一问题的。到了民国年间，他与友人通信讨论中国时局，多次引用《密勒氏评论报》所刊载的美国韦罗贝博士的相关演说内容。晚年致子弟的信中，还能随处引用美、英、德诸国哲人语录。

作为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能有如此视野与知识结构者，本就凤毛麟角，更何况他还有一流丰富的洋务经验，有燃动一生的爱国热忱。百载而下，当我们读到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后编自序中那段连珠炮似的肺腑之言——“国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先振工商；欲先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实在令人钦敬。

【访谈】

胡波（中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教授）

粤商广涉近代新兴工业 是名副其实的开拓者

羊城晚报：香山的地域文化和环境如何造就了郑观应，为什么他会成为粤商（甚至是当时全国的商人）当中最有思想、最有著述的人？

胡波：题目较大，我只能侧重谈郑观应在故乡的成长环境为他后来发展奠定的基础。他父亲郑文瑞也是读书人，对郑观应也施以传统的家风家教。他虽然科举乡试没中，但毕竟受过正规的旧文化训练，有一种儒者之气，这一点优于不少粤商。

香山同时是中国最早、也最深接触到西洋文化的一块地方，从16世纪中后期开始，葡萄牙人就为此地带来了西洋的生活方式和商业文明。所以，郑观应从小又受到这种民风的熏陶。他既见到西方文化传入的先进面，同时也耳闻目睹了由此带来的鸦片横行、贩卖华工出洋等丑恶面。因此，他既对外部世界不陌生，同时又比当时内地的人有更加深重的爱国心和忧患意识。其后，他异常丰富的职场经历和善于积累、思考、成文的习惯，更是一同造就了后来《盛世危言》的诞生，郑观应也因而成为粤商中“思想家”的最高代表。

羊城晚报：粤商到了郑观应、唐廷枢他们这一代，香山商帮崛起的时候，表现出哪些与中国其他商帮不一样的地方呢？

胡波：以香山商帮为代表的粤商，集家国情怀、国际视野以及危机意识于一身的特点非常突出。与晋商、徽商以传统消费社会为依托不同，这一批粤商的社会经济基础主要是新型的消费群体和多元的服务对象。

晋商与徽商虽然也与外国商人有过不少接触，生意也做到俄罗斯、日本，但主要还是依托于中国的农耕社会，交换的大多是茶叶、盐和农副产品。香山商帮却不一样。他们虽然也从丝绸、茶叶等传统产品起家，但很快就扩展到轮船、矿业甚至房地产等新兴的行业。他们既要了解西方各国的历史文化、语言文字、商业习惯和交换方式，又要熟悉中国的市场和官场，专业方面的训练和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要求更高。

郑观应、唐廷枢、徐润等当时著名的香山买办、商人都熟谙英文，亲身感受西方科技社会的发展，是那个时代最了解西方、最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国人。但同时，他们率先响应清政府开展洋务运动的号召，甚至放弃自己的高薪买办生涯，不惜与昔日的外国老板、同仁周旋商战，积极投身于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建设热潮中，开办航运、电报等新兴行业，开矿山、造机器，几乎参与了中国近代新型工业绝大部分项目的投资、运营，是近代工商社会名副其实的开拓者。这也是近代粤商的突出特点。

羊城晚报：而且他们的成就还不仅仅是在商业领域？

胡波：他们除了自己经商，又有意识地超越了这个层面，而向思想启蒙、国民教育、文化更新等上层领域提升。

这其中最突出的当然是郑观应与时俱进的系列论述。他以杰作《盛世危言》创立了近代改良主义思想体系，在当时朝野就影响巨大，堪称“商战”的战略策划者和新时代的预言家，对中国后来的变革更加影响深远。除此之外，唐廷枢首创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支持容闳创办《汇报》，徐润协办留美幼童事务、创立中国首家机器印刷厂“同文书局”等作为，都令粤商从中国各大商帮中脱颖而出，具有了鲜明的推动国家进步的意味。

【延伸】

香山商帮与世博会

世博会始于1851年的英国，对于世界近代的文明进程及工商业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第一个真正参与世博会的中国人徐荣村，第一个明确主张中国应当争办世博会的中国人郑观应，都同属于广东的香山商帮。

香山北岭村人徐荣村发迹于19世纪40年代的上海宝顺洋行买办任上，同时他也在上海开办了自己的“荣记”商铺，经营茶丝买卖，并且拥有专营商标“荣记”（YUNGKEE）。1851年英国要在伦敦举办“伟大的展览会”消息传到中国，唯有头脑灵活的徐荣村付诸行动，精心选送了自己经营的12包“荣记湖丝”，贴上中英文标签用船运至英国。因“充分显示了来自桑蚕原产国丝绸的优异质量”，这件展品最后获得世博会颁发的“制造业和手工业”奖章。奖状上的“翼飞美人”图案后来也被用作“荣记湖丝”的商标。

四十余年之后，徐荣村的香山同乡郑观应，则在其传世之作《盛世危言》中设《赛会》一节，专门讨论世博会的历史演变和功能作用，还将其提升到“以商立国”和“振兴商务”之要务的高度，明确主张在中国举办世博会。更了不起的是，他明明白白写道：“欲筹赛会之区，必自上海始。”

这也难怪2010年上海世博会举行的时候，郑、徐二位的塑像会被迎入广东馆当“嘉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