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林往事｜庄广伦：执著探索的开拓者，助人乐己的“送子观音”

编者按：今年，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建院111年，一百多年来，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代代传承。为了迎接建党百年和建院111周年，3月起陆续推出“老专家杏林往事”系列文章，记录专家大咖们的个人奋斗史、学科成长史、医院发展史，弘扬“医病医身医心、救人救国救世”的医训精神，激励医务工作者继续为人民健康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人物小传

庄广伦，男，1936年7月生，广东深圳人，1960年毕业于中山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留校附属第一医院从事妇产科临床医疗工作。1992年晋升为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1994年任妇产科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创始人，我国杰出的妇产科与生殖医学专家，国内首次应用赠卵人工周期帮助卵巢早衰患者获得妊娠分娩、首次运用单精子卵细胞质内注射技术成功治疗男性不育症以及首次应用植入前胚胎遗传学检测技术成功分娩健康试管婴儿，被称为“中国试管婴儿之父”。曾任中华医学会计划生育学会第三届常委、中华医学会广东省分会妇产科学会第七届常委、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妇科内分泌学组顾问、17届欧洲生殖医学年会(IFFIS)观察员。发表论文300多篇，主编《现代辅助生育技术》，参编《不育症治疗》、翻译《近代妇产科学》等多本专著，培养近40名博士研究生。主持开展多个国家及广东省科技项目，先后获得各级科技成果奖6项。其中“复方18甲长效口服避孕药远期安全性研究”1987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辅助生育技术系列研究”1999年获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广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987年被卫生部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2000年获“广东省劳动模范”称号，2002年被推选为首届全球华人生殖医学协会主席。

放弃美术专长，走上医学道路

“我小的时候看到家人生病，就觉得当一个医生可以给家人治病。”

一个简单的想法要发展为执着的追求需要一个过程。庄广伦就读初中的时候，家中的经济支柱伯父过世了，他便失去了支撑他继续读书的经济来源。然而当时他并没有放弃读书，依靠着微薄的助学金继续在广州市第二中学学习，艰苦的条件没有让他颓废，而是锻就了他坚韧的品质。他在学习的过程中会给自己定下目标和严格的要求并坚决地执行，比如假期的时候他会在上午写作业，下午锻炼身体，去打球，跑步和跳高。

高中毕业之后，庄广伦考上了中南美术学院和华南医学院，如果按照兴趣和专长，他或许会选择美术学校，但最后他放弃了美术，选择到医学院读书。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概因为一直以来，我的家人都很瘦，流行病来的时候，传播很快，死亡很多人。”从童年到中学，他一直有种模糊的想法，要当医生去救治身边的人，这些想法也许没有成为一个明确的目标，但最终还是促使他走上了医学之路。

尸体解剖是每个立志从医的学生不容回避，必须面对的第一关。吃饭时想起解剖台上的情景就会呕吐，很多人一下子适应不了。庄广伦也不免会遐想，如果此时自己在田野写生，一定比解剖尸体要惬意得多。除了心理关，解剖学的术语、用来开处方的拉丁语等学习内容，也非常枯燥难记。可一想到自己能有一天可以给人看病，解除疾苦，他便觉得还是应当坚持把它学好弄透。在显微镜下看青蛙蹼的血管、观察各种细胞的不同，对他来说倒是很新鲜，慢慢地他开始喜欢上了医学。“我来中山医念书的时候，真是感觉中国缺医少药，这个问题很严重。特别是流行病一来，农村遭殃很大，所以我是在念医学院的时候，逐渐产生做一个好医生的想法的。”

1959年，中山医学院同学们在领队老师的带领下，兵分几路下乡见习。庄广伦和同年级的另一位同学一道前往广东高要白土人民公社，挨家挨户宣传麻疹的防治知识。看到农村病多药少，疾病给村民带来的痛苦，令他的内心产生很多感慨与震撼。他暗想，病人如此痛苦，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让病人少受煎熬，尽快地康复呢？一位一起下乡的越南留学生说：“解决病人痛苦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具有抵抗疾病的免疫力。”研制免疫抗体的念头在庄广伦脑海里浮现，他开始苦苦思索与大胆尝试。当第二轮麻疹来袭之前，他收集麻疹恢复期小孩的血清，滴在尚未患病的儿童眼睛内。效果出乎意料地好，滴过眼之后的小孩没有出现麻疹症状。因为这样一个小创意，回到学校后，在学校总结大会上，医院黄文康书记、儿科杨子庄教授公开表扬了庄广伦和同学的新创意。这次下乡见习的实践和锻炼，大大增强了庄广伦作为一名医生的自信心，让他第一次感觉自己对病人的确有所帮助。

大学五年级，庄广伦被安排到中山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轮科实习。在妇产科实习时，他时常看到林剑鹏教授很认真地埋头写写画画。一天他走过去好奇地问：“林教授，请问您写什么啊？”“哦，我在编一本书，有关女同志子宫脱垂的防治。”林教授头也没抬，仍然很认真地写写画画。见林教授画了改，改了画，显得很吃力，庄广伦诚恳地说：“我会画画，您要画什么，我帮您画。”听完林教授的想法，他略加思索，一幅栩栩如生的手术图便跃然纸上。林教授喜笑颜开，高兴称赞。这之后，庄广伦利用空余时间，为林剑鹏教授的书画了三十多张手术图。

学生时期的庄广伦

下乡“游击”手术，一年做了上百例

1960年，庄广伦从中山医学院毕业，分配到中山一院妇产科工作。一开始他有些担心，毕竟妇产科的工作是要治疗妇女们最隐私的病症，但是报到之后，他发现科里有三分之一是男医生，这让他安心了许多。如今回头再看，庄广伦教授对男女医生在妇产科的不同优势有着深刻的认识：男性体力更好，妇产科的许多工作其实是体力活，这一点男医生更占优；女医生因为自己有切身的体会，更能理解病人的一些病症。

科室轮转是对新来的医生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操作者“三基”的培训过程，每个病区都要轮。庄广伦发现科室里每个主治医生都有自己很鲜明的特点，病例讨论时分析最深刻、最精辟的当属李大慈医生，开刀技术稳、准、快的张秀俊医生是大家学习的楷模。每个医生都是他的老师，每当一个科轮完后，每个病区病种的特点都可以总结出一整套非常完整的妇产科临床实践与理论。中山一院的分科很细，如果妇产科手术时发生输尿管损伤，由于不熟悉泌尿科手术，就只能请泌尿外科医生参与手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科里派庄广伦到泌尿外科去学习，指导他的是梅骅医生。在庄广伦眼里，梅骅是位治学严谨、敢想敢做、非常有创新精神的医生，对他的从医生涯有着重大影响，是他一生的良师益友。在一年学习中，庄广伦跟梅骅学了很多外科手术知识，为后来下乡组建“补瘘小分队”做膀胱阴道补瘘手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青年庄广伦为病人做检查

1965年，在毛主席的号召下，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相结合”“上山下乡”，庄广伦和其他同事以及一些学生一起从广州徒步去粤北山区，跟当地的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下乡前他们接到指示，不能暴露医生身份，以免别人找你治病，耽误了劳动。当地条件十分艰苦，“床上放着干草然后铺上席子，床下都长出草了，而尿缸就放在床头，上面仅反扣着一顶帽子，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住。”不过没过多久，庄广伦等人的“秘密”还是泄露了。一些农民突然生病，大家不忍袖手旁观，只得上手医治，经过几次，大家都知道了他们是医生，于是生产队便安排他们去公社卫生院为村民看病，要求他们多走出去为病人治疗。

在看病的过程中，大家发现影响农村妇女劳动力的主要有两个病，一个是子宫下垂，一个是尿瘘。妇产科谭丽君医生从别的公社调来，还有麻醉科谢家伦医生等，和庄广伦他们组成一个“补瘘小分队”，像游击队一样活跃在惠阳地区的山区，今天在一个地方做两三个手术，第二天又去另外一个地方，想办法用简陋的设备治疗了许多病人。手术后庄广伦会认真查看每一个病人是否尿管通畅，谭丽君医生开玩笑说：“庄医生，我看你是‘老虎唔怕至怕瘘’啊。”一年多时间，“补瘘小分队”做了上百例手术。当时的军宣部请了经手术治愈的尿瘘病人到学校作“毛泽东思想讲用会”，病人在会上高喊“毛主席万岁”，表达对国家调动医生服务农村和对医生们精心治疗的感谢。

下乡回来，大约1972年到1973年间，中山医组织编写《农村常见病防治手册》，庄广伦作为教材编写组成员参与编写。这本书也成为中山医学院复课后最早使用的教材。

庄广伦一直觉得人工流产对妇女的身体有很大的伤害。抱着这样的想法，加上“文革”结束后控制人口增长成为基本国策之一，他开始研究长效避孕药。70年代末，国家计划生育研究所所长肖碧莲教授致函庄广伦，邀请他到北京参加全国长效口服避孕药攻关项目。对庄广伦来说，从临床到实验室，是一个较新的领域，需要重新学习女性生殖内分泌理论、放射免疫学等。他开始奔走于北京郊区大钟寺的茅草房（北京国家计划生育研究所所在地）、天津中心医院的实验室和中山一院之间，迫切希望研制一种临床上副作用少、安全简便、让工人农民轻轻松松放心使用的新型长效口服避孕药。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和反复改进，复方18甲长效口服避孕药研制成功。这种药每月只服一片就见效。1987年，这项成果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庄广伦也被卫生部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中国不是不可以做试管婴儿”

1978年改革开放，国家不仅鼓励学外语，还力促科研领域与世界接轨，庄广伦早期以学习俄语为主，所以并不擅长英语。在科室主任梁贵尚教授的支持下，庄广伦通过各种渠道苦学英语，只要有外籍教师到医学院，他便主动承担接待工作。当时已经40岁的庄广伦，并不在学习语言的黄金年龄，但在不懈努力之下，他已经可以用英语给全英班的学生讲课了。

庄广伦接待过不少无法生育的夫妇，他们渴盼孩子的愿望是那么强烈，但作为妇产科医生的他却束手无策。庄广伦的老师李大慈教授通过BBC电台了解到试管婴儿这项新技术并告诉了庄广伦，他们知道英国科学家Steptoe和Edwards在1978年成功了完成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婴儿”，创造出“体外授精与胚胎移植”（IVF-ET）技术。1986年，庄广伦获得世界卫生组织资助的出国学习机会，经过多方联系，他申请前往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妇产科学系进修，从事生殖内分泌的临床、实验和研究。导师Ian Fraser教授让庄广伦做大大分子催乳素的研究，而庄广伦一直想着找机会接触“试管婴儿”技术。第一次步入实验室参观时，一些从未见过的精子冷冻、胚胎液氮保存、配子输卵管移植和体外受精等设备和技术让他感觉异常新奇，学习欲望更加强烈。当听到别人说起“Tube Baby”（试管婴儿）这个词时，他感觉自己的热血涌向脑门。现在，这门技术近在眼前，这就是他梦寐以求想学、想做的事情！

澳大利亚的试管婴儿技术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如果能学习他们的科技再带回国内那该多好，庄广伦心想。更何况，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提高人口质量，本来就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更是人类优生优育的发展方向。

1986年10月，与导师弗雷泽教授在悉尼大学妇产科

他将这一念头告诉了导师Ian Fraser教授，然而导师认为试管婴儿是一项昂贵的技术，中国经济条件不适合，不鼓励他去做。庄广伦坚持：“那么，能让我看看吗？”他的执着打动了导师，联系负责试管婴儿研究的另一位教授，得到“看看可以，但不能动手”的允诺。从此，庄广伦把一半时间花在钻研试管婴儿技术上。除了阅读文献，他将观察所得的人工取卵、实验室受精等试管婴儿核心技术过程，像连环画一样画成图谱。渐渐地，他开始把试管婴儿技术作为主攻方向，自信“中国不是不可以做试管婴儿”。澳洲同事们做试管婴儿的时候，会把一些东西摆在外面，庄广伦就会问他们要一些小东西，放在行李里面，每次拿一点，带回去研究。他还会回收一些如取卵针之类的器材。“取卵针他们一次手术只用一次，用完就扔了，我让他们不要扔，我拿回来之后用水冲洗干净，再用氧气吹干，再去消毒，一根针反复使用，用到它不能用为止。”

有一天，负责试管婴儿研究的教授见庄广伦每一次取卵手术都不错过，求学之心甚笃，取卵时把住了他的手，让他有机会动了动手。那一天夜里，庄广伦异常兴奋，第二天便向医院领导发出长信，请求开展试管婴儿研究。

是什么支撑着他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坚持研究试管婴儿？庄教授笑着说：“是兴趣。做事情，成不成功取决于你有没有兴趣，假如你没有兴趣，怎么强迫你做，你都不会做。你有兴趣的话，没有条件你都会去创造。兴趣是最关键的动力。”

1986年，在悉尼大学学习冷冻精子技术

从6㎡小屋的尝试到“中国试管婴儿之父”

1987年，近两年的海外研修结束后，庄广伦带上沉甸甸的医学资料和用心收集的一些临床器械，登上回国的班机。

经过一年的筹备，中山一院妇产科学实验室于1988年开始运行。那是一个6平方米的小屋，只配备了一名技术员，随后才增加了一名年轻的医生周灿权、一名护士邓明芬。也在同一年，中国第一例试管婴儿在北京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今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成功出生。但此时的庄广伦依然面对着资料缺乏、信息不灵、资金短缺等诸多难题。即便有钱，国内也无处买仪器，一切都必须从零开始。除了从澳洲带回的零星器械外，实验室一无所有，庄广伦只能向香港中文大学的朋友讨点耗材补缺，好几次都是深圳老家的亲戚帮他去香港要器械和试剂。因为对试管婴儿不了解，医院内部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时任中山一院院长张秀俊教授是庄广伦少有的“铁杆支持者”，他鼓励庄广伦：“一定要顶住压力。你们会成功的，而且一定要成功。”同时，张院长也批准了给新成立的实验室购买一台价值十几万元的Ｂ超诊断仪。

早期取卵室

1990年，经过20多次的失败后，试管婴儿终于从小小的实验室中传出成功的喜讯。那是一对来自澳门的夫妇，女方输卵管堵塞导致多年不孕。庄广伦像宝贝一样对待那位能证实新技术的妇女，给她在医院附近租了房，每天去看望她两次，还给她熬汤调剂营养，嘱咐她一定要在中山一院生孩子。转眼到了1991年春节，这名妇女突然不见了，庄广伦和同事们心急如焚。第二天接到澳门镜湖医院的电话，才知道她已顺利生下两男一女。原来，她匆忙离开，是因为在广州生孩子得不到澳门的出生证。几天后，澳门报纸报道：本澳首胎试管婴儿诞生。

澳门《华侨报》报道首例试管婴儿诞生

1993年，妇产科实验室在试管婴儿技术上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临床妊娠率达到20%。1994年11月，在温州召开的全国不育症研讨会上，庄广伦以《中山医科大学开展试管婴儿的回顾》的报告公布了令人振奋的消息：中山一院自1990年以来已有78例试管婴儿诞生，临床妊娠成功率逐年上升，1994年为25%，达到国内国际先进水平。这一年，这个6平方米的小屋竟然成为了全国出生试管婴儿数量最多的生殖医学中心。

尽管常规试管婴儿可以解决一部分不孕问题，但是庄广伦却远远不满足。有一位来自东莞的不孕症夫妇，女方闭经，诊断为卵巢早衰。由于患者失去排卵与月经，庄广伦和学生李洁借助健康妇女捐赠的卵子与她丈夫的精子体外受精，然后采用人工激素模拟正常月经周期并将胚胎移植回患者子宫内。这例国内首例卵巢早衰闭经患者通过赠卵及人工周期受孕的宝宝于1994年1月14日成功诞生。

庄广伦正在做胚胎移植

有一对夫妇不育的原因是男方严重少弱精，庄广伦很想帮助这对夫妇，却因为技术不允许只能无奈拒绝。1992年，世界第一例单精子卵细胞质内注射技术的试管婴儿（俗称“第二代试管婴儿”）在比利时获得成功。这项超越正常受精机制，将单个精子通过显微注射技术进入卵子进行受精的先进技术让庄广伦跃跃欲试，他看到了一条解决男性不育问题的道路。他指导学生李蓉开展单精子卵细胞质内注射技术的研究。1996年，中国第一例单精子卵细胞质内注射技术的试管婴儿在中山一院出生，解决了男性不育问题，也把中国试管婴儿技术与世界的差距从常规IVF-ET技术（俗称“第一代试管婴儿”）的10年，缩短到了4年。

单精子卵细胞质内注射技术的试管婴儿成功后，在社会各界取得了巨大反响，而庄广伦已经开始对华南地区的特发病——地中海贫血以及其他各种基因遗传病患者的优生问题展开了攻坚。庄广伦设立新的目标：期望实现“除了能生，更要优生”。1990年世界上首例植入前胚胎遗传学诊断技术成功运用，其方法是首先在试管中培育出若干个胚胎，然后从胚胎中取出数个细胞并按照遗传学原理对这些细胞作出诊断，选择最符合优生条件的胚胎植入母体，为有遗传病的未来父母提供生育健康后代的机会。庄广伦安排了研究生李晓红进行α-地中海贫血基因的遗传学诊断技术的研究，自己同时与研究生徐艳文选择了一名携带血友病基因的妇女，第一次做植入前遗传学诊断后未获妊娠，第二次从7个优质胚胎中选择了2个女性胚胎进行移植，最终成功获得了一个单胎妊娠，并于2000年4月成功分娩。这一例的成功意味着我国诞生了首例植入前胚胎遗传学诊断的试管婴儿（俗称“第三代试管婴儿”），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媒体争相报道。同年7月，世界首例采用植入前遗传学诊断技术的α-地中海贫血携带夫妇也成功分娩健康婴儿。

接二连三的创新成果让庄广伦创立的生殖医学中心一跃成为引领全国、与世界先进水平接轨的研究中心，他也被人们称为“中国试管婴儿之父”。

发展辅助生殖技术的“开放改革路线”

在庄广伦看来，自己被称为“中国试管婴儿之父”，不是因为个人成就，而是他愿意毫不保留地在全国推广这项技术。为此，庄广伦1994年在广州举办了“首届全国辅助生殖技术学习班”，他的团队向前来学习的各地医生全面开放技术，同时还派出技术小分队到全国各地指导建立辅助生殖中心，并在此过程中不断优化适合中国国情的辅助生殖技术体系。即使是试管婴儿技术中风险较高的“减胎术”，也在1993年5月国内首例成功后不久就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同行。

对外开放技术，既可解除更多不育患者的痛苦，也可引来外来人才进行临床经验交流，进而把现有技术改革得更简捷、实用，降低试管婴儿成本，他称之为“开放改革路线”，认为这是中山一院生殖医学中心之所以快速发展，直至今天仍保持国内领先地位的根本原因。对于学生，庄广伦也鼓励他们到各地去传播和改进新技术。现在，他的学生遍布各地乃至海外，大多成为当地试管婴儿领域的学术带头人。

庄广伦正在指导学生

试管婴儿技术需要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有人说庄广伦医术高超，是“送子观音”，在他的办公室里，摆着一尊观音像，那是一位试管婴儿的家人送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不讲原则地“送子”。曾有一对感情极好的年轻夫妇遇到不幸，男方遭遇车祸生命垂危，他的父母请求庄广伦在儿子临终前提取精子冷冻起来，再让儿媳妇怀上试管婴儿，为他家“留香火”。虽然庄广伦很理解这对父母的心情，但他说服那家人打消了这个念头。“这女子还年轻，将来还要再成家，最好替人家想想，不要给她的未来增加负担。”

65岁退休后，庄广伦被医院返聘继续工作。2004年，他被诊断同时患鼻咽癌和肺癌，行右侧两叶肺切除手术和鼻咽部放疗。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经过一段时间系统治疗，终于战胜了病魔。他的良师益友梅骅教授说：“在医学上我是他的老师，在生活上他是我的老师，他执着、坚强、乐观，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的榜样。”其后，庄广伦每年仍然有1-2次参加国内高峰论坛，常常到科室走走看看，继续为中山一院奉献余热，支持辅助生殖医学领域的事业发展。

“不要有太多个人的私欲，作为医生，应该时刻以病人为宗旨。”谈起一名医生应该具有的品质时，庄广伦这样说。这是他对学生的要求，也是他从医60多年来从未改变的初心。他奉献给医学的一生，一如他所写的那首诗：“白衣助人责在心，满载桃李乐胸怀。甘愿春蚕丝方尽，迎来繁荣齐欢笑。”

“百位老专家杏林往事”专栏

总策划：肖海鹏、骆腾

主编：彭福祥、杜丽红

来源：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