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林往事 | 陈国伟：术精岐黄凝妙笔，抱诚守真赤子心

编者按：今年，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建院111年，一百多年来，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代代传承。为了迎接建党百年和建院111周年，3月起陆续推出“老专家杏林往事”系列文章，记录专家大咖们的个人奋斗史、学科成长史、医院发展史，弘扬“医病医身医心、救人救国救世”的医训精神，激励医务工作者继续为人民健康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人物小传

陈国伟，男，1940年2月出生，浙江鄞县人。内科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63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山一院内科工作。长期从事内科学的医疗、教学、科研工作，专长心血管病的诊断与治疗，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先后发表论文160多篇，主编《现代临床实验诊断学》和《现代急诊内科学》《实用超声心动图学》《心血管病问答精选》等，分别于1989年和1992年获广东省卫生厅、省高教局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广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现代心脏内科学》于1993年获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和第六届国家图书奖，《高级临床内科学》于2002年获第九届国家图书提名奖。

自幼身体孱弱，他坚定学医之心

1940年2月，陈国伟出生在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是上海一美资保险公司的职员，母亲则是家庭妇女，他们对陈国伟寄予厚望，严格要求。陈国伟自幼身体不佳，加之许多亲人都是医生，从医的愿望便在他心中埋下了根。

1958年考大学时，陈国伟除了当医生之外，也有搞科研、工程的想法，第一志愿报了上海第二医学院（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志愿是合肥新成立的中国科技大学，最后顺利考入第一志愿上海第二医学院。入学后，他刻苦学习，勤奋认真，二年级时，因患上肺结核休学疗养三个月，按照学校规定不能参加考试，要留一级。陈国伟觉得跟同学们已经建立感情了，不愿意去下一级，怎样都要跟上，就跟导师商量让他考一次，如果成绩不好就心甘情愿留级，假如还可以就希望还是不要留级。结果最后考得还不错，在同学里面也排得比较靠前。毕业前，他还被选为优秀学生参与上二医和上一医学生的交换考评。1963年从上二医毕业，由卫生部分配到了中山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工作。

中学时期的陈国伟

初到中山医，柯麟老校长和刘志明书记便接待了陈国伟等年轻的医生，并对他们说：“欢迎你们来到中山医，我们代国家卫生部培养你们两年，所以对大家提出严格的要求。你们当中表现出色的，我们中山医会留下来。”初来乍到的陈国伟被分配到了内科，比起实操和手术，他更喜欢写作和思考，因此这个分配结果十分符合他内心的期待。

到了内科后，陈国伟被分在了心血管内科，这也成为了他今后深耕心内科的医学生涯的起点。当时心内科的主任是在德国留学过的林柏荣教授，他经常带着主治医生查房，作为刚来的住院医生，陈国伟也要跟着去。查房过程中，陈国伟积极回答老师的提问，不论对错，都勇于表达。久而久之，林教授对他印象深刻，并决定要把他留在中山一院。当时任主治医生的司徒汉镛和郑振声教授也对陈国伟非常满意，1964年下半年陈国伟已经可以看心内科门诊了，在当时，几乎没有住院医生有这样的待遇。

心血管内科是一个很有前瞻性的学科，很多先进的研究和实验、新器械的运用，往往都是从心血管开始的。同时，它也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学科，心血管精细复杂，治疗的风险很大，因此责任也很大。作为一个敢于挑战的医生，陈国伟深深地为心血管内科所吸引，立志要为心内科的工作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为学习新技术，他只身赴武汉

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是对医生最基本的要求之一。心内科也是如此，心脏的活动和病变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好的心内科医生如果没有大内科的基础、没有其他学科的基础知识，便很难取得医术上的突破。活到老、学到老，是医生们最真实的写照。

陈国伟初到心内科时，设备和技术都不如今日完善，1976年，中山一院还没有超声心动图，而在国内这项技术较为发达的是武汉同济医科大学，于是医院决定派人去学习这门技术。然而，因为要离开广州，而且不适应武汉的气候、生活条件，没有人愿意去。当时陈国伟的第二个孩子刚出生，孩子的身体情况不是很好，但他仍然咬咬牙，自告奋勇提出参加，踏上了前往武汉的路。仅用了三个月，陈国伟就基本掌握了超声心动图的基本操作。回院后他立即开展工作，在院内首次应用M型超声心动图。当时国内几乎没有超声心动图相关的专著和教材，在武汉学习时，陈国伟全凭纸笔记录授课的内容，回院后，他深感一本系统教材的必要，于是决定将他学到的东西整理、记录下来，最后在1985年出版了《实用超声心动图学》，较为系统和全面地介绍了超声技术在心血管疾病方面的应用及其临床价值，填补了国内超声心动图专著数量不足的缺憾。

1985年出版的《实用超声心动图学》填补了国内超声心动图专著数量不足的缺憾

陈国伟主编了很多的专著，例如《现代临床实验诊断学》《高级临床内科学》等综合性的医学参考书。要编纂这些书，必须聘请不同领域的专家来写每部分的内容，作为主编和审稿人，不仅要在文风格式上下功夫，更要在专业知识上做到严谨。为此，陈国伟看了很多书、查了很多资料，学习不同学科的知识，尽力将审稿改稿的工作做到最好。

上世纪70-80年代，郑振声教授在中山医开展了体外反搏装置、人工心脏等科研项目。当时，人工心脏的研发在国内刚刚起步，陈国伟热血沸腾，自告奋勇地加入研发团队。人工心脏的研发是涉及多领域的，研发团队参考国内外的研究先例，从材料、动力到心脏结构，克服重重困难，用牛作为实验对象，最终为牛装上了人工心脏。这个实验在国内引发很大震动，包括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顾方舟在内的许多医学界人士都前来观摩。虽然实验最后并没有取得彻底的成功，“医学研究总会有成功也有失败，我们至少走过了这段路，可以为国内其他研发人工心脏的科研人员提供点滴经验”，陈国伟并不认为这些努力是白费的：“至少我们做了，证明了中国人不会比外国人差，我们也有智慧和能力来做我们自己的人工心脏。”

1989年，在澳门镜湖医院心内科工作期间参加学术报告

在中山医工作的岁月里，陈国伟参与了多项实验。其中，他所参加的郑振声教授的研究项目《序贯式体外反搏的临床机制及Ⅱ型反搏装置的研究》获得了1982年广州市科委成果二等奖。除此以外，他还参与开展了冠脉造影、PCI（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电生理研究等项目，为这些技术的发展推广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陈国伟大学时的老师黄铭新教授，以及他初来中山医时的大内科主任黄葆钧教授，都是知识面很广的医生，他们都认为作为医学工作者，必须要有广泛扎实的基础知识，然后再深入研究某个方向。正所谓：好的医生必须是“金字塔”，而不是“电线杆”。陈国伟深以为然，并一直在向这个目标前进。

几十斤重的书稿，他亲自背到出版社

陈国伟大学毕业后不久，便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很多人读书学习受到影响，陈国伟亦是如此。1976年拨乱反正后，他深觉这十年的时间必须争回来，于是更加拼命地看书、写作。

写作一直是陈国伟的爱好和习惯。从1976年开始，一直到退休后很多年的时间里，他几乎每天晚上七点钟准时开始看书、写文章，一直到晚上十一二点，几十年间，雷打不动。从前医院分配给他的住所只有十几平米，里面要住一家六口，非常狭小，甚至没有地方放座椅，客人来了只能坐在床上。能写字的只有一张不到一米的饭桌，女儿要在那儿写作业，陈国伟只能用缝纫机的衣车面写作。他所有的书和文章，都诞生于这个小小的衣车面上。当时没有电脑，出书的原稿都是一张张文稿纸手写的，如果写错了字，这张纸就要重新誊写；加之另外需要誊抄一份留底，几百万字的书稿用纸量可想而知，以至于陈国伟退休后烧掉了不少无处存放的原稿。夏天写作时，家里甚至没有风扇，太热了只能去冲个澡再继续写。艰苦的条件没有改变陈国伟写作的热情，有时突然有了灵感，即使已经睡下，他还会半夜一两点起来写。凭着这样的写作热情和毅力，陈国伟出版了多部学术专著，得到业界广泛的认可。其中，《现代临床实验诊断学》和《现代急诊内科学》都立足于临床，为医生们的实际工作提供了详细有效的方法。

写作中的陈国伟

陈国伟几乎每天都在进行临床工作，了解医生们在实际工作中需要做什么，所以主张写书也应从实际出发，不能按照老的条条框框来写。这样写出来的书，乍一看似乎结构不那么规整，却非常实用。《现代临床实验诊断学》获得了广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广东省医药卫生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现代急诊内科学》获得了广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广东省医药卫生技术进步二等奖。

1993年，在前两本书的基础上，陈国伟与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终身教授郑宗锷合作主编《现代心脏内科学》，荣获了第九届中国图书奖、国家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2002年，陈国伟主编的大型内科参考书《高级临床内科学》出版，同样广受认可。对于著书，陈国伟倾注了十分的心血，凡事都亲力亲为，由于担心邮寄原稿会丢失，他甚至将几十斤重的原稿亲自背到出版社。

陈国伟教授的多部著作都曾获中国图书奖（或提名）

除了专业的学术写作外，陈国伟非常看重医生的社会宣传责任。中国有很多慢性病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原因之一就是老百姓防病、治病的知识太少。医生能医治的患者数量终归是有限的，应该教会老百姓如何预防疾病。因此，陈国伟写了很多科普文章来宣传疾病防治知识。

科普文章的写作不同于专业论文，首先语言要具有通俗性，讲述的方式要引起大家的兴趣，同时还要具有科学性，所讲的内容必须严谨准确，更加考验写作者的专业素养和文学功底。在多年的科普文章写作中，陈国伟也总结了一套自己的写作经验。例如，介绍尿崩症，这个病的特点是每日的排尿量异常增高，造成患者口渴而大量饮水，从而陷入饮水后排尿、排尿后饮水的恶性循环。然而，这是一个对于普通人来说非常陌生的疾病，如果标题开门见山“介绍尿崩症”，那么读者可能提不起兴趣。于是陈国伟将标题写成“一手拿尿壶，一手拿茶壶的病人”，这样一来，读者便会产生好奇，从而了解这个疾病。

1988年参加广东省科普创作研究会

科普文章更需要在文字上下功夫，利用标题和文笔抓住读者的眼球，非常考验写作者的文学素养。陈国伟在写作过程中，常常活用典故、引用诗句。例如介绍心绞痛，为了吸引读者，他会写“从东施效颦开始说起”；要介绍脑中风的先兆，他便写“山雨欲来风满楼”。如此，科普文章既有了文化底蕴，也引起了大家了解疾病的兴趣。虽然对于医学界而言，科普文章的学术价值不如专业论文大，但陈国伟也一直坚持写作，因为他认为从受益范围的角度来看，一篇好的科普文章甚至能抵得过十篇医学论文，作为医生，这是他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1995年5月代表中山医参加七年制医学教育国家检查团

陈国伟有一本小册子，记录了几十年间他写过的500多篇文章。笔耕不辍，是他人生最真实的写照。他始终认为，作为一个医生，除了要治好病人，还应该将这些经验传播给别人，让一个人有限的知识发挥更大的作用。

写作并不是一个闭门造车的活动，尤其编写专著，更是一个与人沟通的过程。在编写《高级临床内科学》一书时，陈国伟聘请了很多国内一流的专家教授，他们都是各个学科领域的带头人或主任委员，比如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二医瑞金医院的王振义教授。请这些专家不仅需要人脉，也需要诚恳的态度。当时，陈国伟的名气还不是很大，要邀请大教授们来写文章绝非易事，他拿出一颗赤诚之心，将自己摆在一个学生的位置，虚心请教，请求帮助，最终打动了这些大学者，促成了《高级临床内科学》的完成。该书成为了重要的内科参考书，还获得了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享有很高的评价。

“教学是一门艺术”

陈国伟的真诚也体现在了日常的工作中。1995年，他开始担任大内科副主任兼心内科副主任，主管医疗，一直到退休，在这六七年的副主任生涯里，为医院引进人才是陈国伟的又一项重要工作。

引进人才不仅要考虑能力，更要顾全大局。1999年，陈国伟去意大利米兰参加欧洲高血压会议，会上偶然遇见了在当地读博士后的陶军。两人一见如故，交谈起来。谈话中，陶军表达了自己回国的想法，于是陈国伟向他提议到中山医。在陈国伟看来，陶军的专业素养很好，而陈国伟看中他，更是因为他的组织能力——当时陶军是米兰的中国留学生学生会主席。陈国伟做了很多沟通和协调的工作，才把陶军引进中山一院，事实证明他的付出是值得的——后来，陶军对中山一院高血压血管科的建立和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使科室的影响力有了全面提升。

面对科室的发展壮大，陈国伟谦虚地表示：“这不是光靠我一个人做出来的成绩，也得益于大家的合作，正是因为信任我、认可我，彼此关系融洽，相互合作扶持，才能够一起做成这些事情。”

参加指导的研究生毕业答辩

对学生们来说，陈国伟是一个值得尊敬和喜爱的老师。他在医学院的授课，一直受到学生们的欢迎。陈国伟讲课有几个特点，第一，学生能看懂的他不讲，只讲难点；第二，他善于利用临床的经验和实际的例子，让讲课通俗易懂；同时，他避免照本宣科，幽默风趣的语言使课堂生趣盎然。陈国伟对此深有心得：“教学是一门艺术，它和唱歌很像，同样的歌词和旋律，不同的人唱就有不同的风格和水平。”

陈国伟将他对临床实践的重视带到了对学生的培养上。他非常看重总住院医师这个工作，因为它能够让医生得到很好的锻炼。内科的总住院医师负责内科所有的病人以及全院的会诊，这不仅培养医疗素养和医学知识，也锻炼应急处理能力和独立能力。陈国伟鼓励年轻医生承担总住院医师的工作，“如果能把总住院的工作做好，那么今后的路子会更宽、知识面更广、人脉更多。”除了临床实践，对于专业素养的要求也在与时俱进，陈国伟要求医学生考取研究生，然后才能胜任医学工作。

陈国伟先后培养了硕士生6名、博士生8名，并且长期参加医学院的授课和教务工作，为医学教育贡献着光和热。他将自己的学生看作兄弟姐妹，一视同仁。他会尽量让学生们参与自己的项目，甚至请他们担任专著的编委，给学生更多表现自己的机会。《心血管病最新诊断与防治策略》的第一主编，便是由陈国伟的学生担任。所有著书，只要他的学生参与过，都会留有姓名。“我不仅是在培养他们的能力，也是为了让他们能早日在医学界发出自己的声音。”

2019年，在中大八院教学查房

术精岐黄凝妙笔，抱诚守真赤子心。如今，陈国伟教授已告别医疗第一线。即使是退休后，他也没有放弃学习，而且时常回到医院，了解科室最新的情况。当年初到广州时，仅有三栋矮楼、医疗条件有限的中山一院，如今已成长为高楼林立、医术先进的大医院，而他培养的学生、一心为之奉献的科室，也都在心内科领域持续发光发热。

“当初确有艰辛，但如今回望过去，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有价值的。”坐在敞亮的厅堂里，陈国伟教授洋溢着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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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策划：肖海鹏、骆腾

主编：彭福祥、杜丽红

来源：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