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林往事 | 梁秀龄：年近九旬仍在一线，“因为病人需要，我愿意做这个傻瓜”

编者按：今年，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建院111年，一百多年来，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代代传承。为了迎接建党百年和建院111周年，3月起陆续推出“老专家杏林往事”系列文章，记录专家大咖们的个人奋斗史、学科成长史、医院发展史，弘扬“医病医身医心、救人救国救世”的医训精神，激励医务工作者继续为人民健康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人物小传

梁秀龄，女，1931年9月生，广东中山人。神经科教授、博士生导师。1955年毕业于华南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在附属第一医院工作，1981年1月至1994年6月担任神经科及神经病学教研室副主任、主任。率先在我国开展神经系统遗传病的研究，为国内神经遗传病研究领域的奠基人之一。发表论文300多篇，主编《神经遗传病学》等著作5部，参编大型医学参考书17部。获得医学科技进步奖30多项，其中省部级以上20项，最高奖项是2000年国务院授予的“国家级科技进步二等奖”。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曾任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广东分会神经病学会主任委员、名誉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广东分会理事，广东省女医师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副总编，中山大学学报（医学科学版）副总编。现任广东医学会资深专家委员会常委，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会神经遗传病学组以及运动障碍学组顾问，国内神经科6个核心杂志的编委。

*编者注：由于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山医在1953年至1956年期间，曾更名“华南医学院”。

生长于乱世，结缘神经科

1931年，梁秀龄出生在广东省中山市石歧镇的一个华侨商人家庭，家中九个兄弟姐妹，她排行第四。她父亲年幼时，家里很贫穷，13岁就和一个堂叔偷渡到秘鲁，在他开的小杂货店做小工谋生。26岁时，他终于用辛苦存下来的血汗钱与弟弟在秘鲁开了一家牛奶公司，回国与梁秀龄的母亲结婚后一年再赴秘鲁经营公司，赚了一些钱。后来，梁秀龄的祖父病逝后，父亲回国奔丧，并继承了祖父留下的一间商店，从此留在了中山。

六岁前，梁秀龄一直跟家人一起住在中山石岐镇。日本侵华后，中山周围的广州等地都开始陷入混乱，一天，日本侵略者突然用飞机在石岐镇投下了炸弹，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梁秀龄家里人都吓坏了，全家十多人连夜收拾行李逃往澳门。到了上学的年纪，梁秀龄就读于从中山翠亨村迁来澳门的中山纪念中学附属小学，从一年级读到五年级。在小学，梁秀龄一般都是第一名，偶尔才会第二第三名，而二姐则年年都是第一。父母亲觉得她们姐妹很会读书，决定无论怎么辛苦都要供孩子们上学。

梁秀龄（后排左一）和父母兄弟姐妹（1949，澳门）

可惜好景不长，日寇的威胁也逼近了澳门。食物短缺，社会混乱，生意做不成，生活更是难以维系。在这样的情况下，梁秀龄的父亲决定，先将全家迁回中山，等到澳门情况恢复了，再回到澳门。因此，梁秀龄没有读小学六年级，跳级去考了协和女子中学。当时父亲在澳门和香港各开了一家店，梁家的生活又逐渐好起来。

在她读到初二下学期时，抗战胜利了，协和女子中学决定从澳门搬回广州西村的老校区，梁秀龄和二姐、五妹跟着学校来到广州。读到高二，时值解放前夕，广州甚乱，父母不让她们在广州读书了。机缘巧合之下，梁秀龄见到了一个正在翠亨村中山纪念中学读书的小学同学，便跟着他去到中山继续完成学业。

中学时代的梁秀龄

到了考大学的时候，梁秀龄报考了三所大学：北京大学外文系，杭州之江大学外文系和中山医学院。梁秀龄的许多同学都打算考医，给她看了白求恩大夫的传记，她很受感动，决定也考医学院。当时广州有三所医学院：岭南医学院、中山医学院和光华医学院，各自独立招生。她之所以选择中山医学院，是因为岭南医学院收费很贵，读不起；不想考光华医学院，因为它也是自费的。报考的三所大学都考上了，但是母亲不想让梁秀龄离家太远，刚好她也更想学医，就来到了中山医学院。班里共125人，是中山医学院有史以来招生最多的一届，其中女同学25人。

新中国成立不久，各行各业建设人才奇缺，1950年入学时，医学院医疗系的六年制转变为五年制。1953年，广州三所医学院合并为华南医学院，加上柯麟院长对人才的恳切招揽，对待人才真诚而尊重的态度，使得中山医拥有了一批全国知名教授，甚至还有八名一级教授，在全国的医学院中是独一份，中山医从此声名大振。

1955年，梁秀龄毕业，选择分配去向。学院领导征求每个同学的意见，当时学生们都很听话，大多数同学填报的志愿都是“服从祖国分配”。本来她很喜欢研究病理，但学校宣布这一届毕业的120多个同学都要做临床工作，不能搞基础医学研究，梁秀龄就选择了内科和外科为志愿，最后学校把她分配到附属第二医院（以下简称“中山二院”）内科。

大学四年级时，梁秀龄（后排左一）和同学（1954）

当梁秀龄来到中山二院报到时，人事科说现在内科的医生比较多，但神经科的医生不够，而且没有女医生，因此想把她派到神经科去。梁秀龄一听，吓了一大跳，不太愿意过去。那时神经科和精神科是一体的，被称为神经精神科，精神科的医治对象都是精神病人，年轻的梁秀龄有点害怕。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身为共青团员的她还是决定服从组织分配。就这样，梁秀龄来到了神经精神科工作，先从医疗做起，逐渐参与教学，期间曾多次带学生去芳村精神病院见习和实习，也逐渐消除了自己对精神病人的恐惧。

梁秀龄进入中山二院神经精神科的第二年，由于医学院院系调整，中山二院的神经精神科被整个调整转到中山一院。这时科里人员还是不多。黄兆开教授转来中山一院后任神经精神科教授和科主任，科内有中山医毕业的张国粹、刘焯霖，浙江医科大学毕业的赵耕源，还有中山医55届毕业的伍金城和梁秀龄。后来，又陆续加入了56届毕业的郑广枢、朱彩珠，57届毕业的关婉英，还有因为和刘焯霖结婚从上海医学院调来的赵馥。

神经精神科住院医生合影（1956）

那时，神经精神科还没有独立的病房，只在内科病房借了五张病床，收治罹患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大家都很勤奋地工作，但神经精神科并不出名，人员不多，科室也小。主任黄兆开教授是协和医学院毕业的，协和有几位老教授认识他，知道在广州中山一院还有一个小小的神经科。

1956年底至1957年初，医院工字大楼刚建好，神经精神科向医院申请了工字楼后座楼下的一小块地方组建神经科病房。黄兆开主任让梁秀龄和护士长钟宝婵一起筹备开病房事宜。那年代办事简单、方便，她们列好需要的物品清单就开始工作，不到一个月就把病房顺利开好了，共设病床25张。有了病房后，神经精神科陆续收治了不少患神经系统疾病的病人。之后病床逐步增加，到1959年已有50多张。梁秀龄也与逐渐壮大的神经科一同成长，一直从事神经科的教学、科研和医疗工作。

黄兆开主任（前排左一）和神经精神科部分医生（1963）

下乡数月，乡亲们都找她看病

1968年10月底，中山医学院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知识分子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运动，69届、70届、71届这三届大学生，共有十多个班一起参加，每班还派有两名老师参加。梁秀龄被派到69届九班，与这班的10 多位同学一起去广东省和平县。广大师生从11月开始从广州徒步行军，中间还去了博罗县的黄山洞大队学习毛泽东思想。师生们每天徒步15公里左右，全程大约500公里，走了15天终于到了九连山脚下的和平县。梁秀龄从没走过这么长的路，双脚全起泡、溃烂，还化脓了，开始几天真是痛苦难熬，但最后还是坚持下来，咬牙走完了全程。现在回忆起来，她也惊叹于自己当时的勇气与毅力。

梁秀龄在中山一院门诊检查慢性锰中毒患者（1960）

到了和平县后，梁秀龄和69届九班被分配到安坳公社的贫下中农家里。工宣队长告诉他们，他们只能跟贫下中农学劳动，不能暴露自己的医生和医学生身份。然而当天梁秀龄借住农户家的女主人从屋顶掉了下来，昏迷，四肢不动，全家人都吓得大哭。当时工宣队长马上叫她给伤者诊治。梁秀龄检查了伤者的呼吸、脉搏、瞳孔和四肢，觉得没有大碍，就帮助她躺好、活动四肢。在她的帮助下，伤者逐渐醒来，可以哭泣、讲话。这下梁秀龄的医生身份被大家知道了，许多贫下中农都去找她看病。

在条件简陋、医疗水平低下的农村公社里，梁秀龄努力创造条件医治病患。到达安坳公社第二天，她就发现全村有20多位农民患了急性结膜炎，双眼红肿，分泌物多，睁不开眼，十分痛苦。当时她很焦急，跑到公社的卫生院，但没有找到一个人，只好自己动手，把极简陋的卫生院药房翻了个遍，终于找到了一支注射用“氯霉素”。梁秀龄用烧开的水把这支氯霉素兑成了100毫升液体，放进一个有刻度的小玻璃药瓶里，用它给患眼病的村民滴眼。第二天一早跑去看那些滴了眼药水的村民，他们大部分都好了很多。

过了一两个月，工宣队通知梁秀龄与两位学生一起，翻了几座山到较远的公白公社抢救病人。原来，一位30多岁的男性农民因为将左上唇的一个小脓疱挤破了，细菌从面部的血管进入脑部，产生了急性脑膜炎。患者昏迷，呼吸困难，持续性全身抽搐，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当时梁秀龄断定病情后，决定给病人静脉滴注抗菌素（当时只有四环素），同时使用抗抽搐药，注射鲁米那。两天后，病人停止抽搐，逐渐恢复清醒。第三天病人已基本恢复。

又过了一段时间，梁秀龄和几位同学被派到下车公社的高发大队，要在那里建立一个赤脚医生站。他们教当地的赤脚医生打预防针、种痘、包扎伤口，还有上山采草药。1969年卫生部派人下来查看中山医到农村开展革命教育的先进成果，梁秀龄等人建立的卫生站被推荐检查，卫生部工作人员看了以后大加赞赏，认为这是一个能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卫生站。

第一届卫生部重点神经科进修班结业，前排右四为梁秀龄（1975）

在下乡整整九个月的日子里，梁秀龄目睹大学生们无法上课学习的情况，很替学生们心痛。后来每次和学生去劳动或去公社学习时，遇到一些以前在医院诊治过的病例，她就给同学们就地讲课。见到一个鼻咽癌病人，十二对颅神经都转移了，非常痛苦，她就向同学们讲解十二对颅神经的解剖和作用；看到坐骨神经痛的病人，她又给他们讲解；看到麻疹及水痘患孩也讲课……只要梁秀龄懂的疾病，她都主动给同学讲解，更尽可能给病人治疗。九个月后，师生们结束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日子，回到广州复课。

四次请求，她帮助镜湖医院建立神经科

文革结束后，柯麟院长回到广州，身体不好，在中山一院特诊病房住院治疗，医院成立了医疗小组负责柯院长的诊治，梁秀龄也在其中。

一天早上查房后讨论，面对柯院长日渐严重的病情，医疗小组成员都觉得压力重大，沉默不语。梁秀龄突然灵机一动，想到柯院长吃得不多喝得不多，营养跟不上，身体肯定缺乏蛋白，提出给他注射一些白蛋白以增强他的体质。大家都同意她的意见，但是当时中山一院还没有白蛋白。梁秀龄又提出请澳门镜湖医院寄一点白蛋白过来的想法，这个建议经医院领导同意后，第二天上午澳门镜湖医院就送来了10瓶白蛋白。那时候大家都没有用过这种药，有点担心过敏等突发情况，医疗组长决定小组成员下午3时到病房，共同观察注射情况。当日下午3点钟，医疗小组成员陆续来到，医疗小组成员陈柏棠医生告诉大家，中午已给柯院长静脉滴注了一瓶白蛋白，柯院长没有什么不适。大家都很高兴。以后几天连续给柯院长注射白蛋白，共注射了十支，柯院长的病情明显好转，过了几天，柯院长的儿子来到医院，把他接出院到上海疗养。

1995年，澳门镜湖医院的老院长有一天睡醒后，发现左手不能动了。镜湖医院的医生怀疑是颈椎病，那时镜湖医院刚好买了一台新CT，就打算给院长做颈椎CT。梁秀龄知道后，认为不应该做颈椎，应该检查头颅，且要特别注意右侧脑部。CT结果出来，果然如梁秀龄所言，老院长是脑梗塞，镜湖医院的领导马上要求中山一院派梁秀龄过去治疗。治好后，镜湖医院又给中山一院写信，要求派梁秀龄过去服务三年，帮他们建立神经科。一开始，中山一院的领导不让她过去，因为中山一院神经科也非常需要她，但是镜湖医院连续写了4次信给中山一院领导，当时新上任的院领导决定让她过去，担任顾问医生。

梁秀龄与镜湖医院领导（2011）

从1997年到2010年，梁秀龄每月都会有几天在镜湖医院应诊，为镜湖医院医治了许多病患，还把几个本来要闹上法院的棘手事情解决了。有一个产妇，分娩时腰部麻醉，结果分娩后左脚不会动了，院方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产妇的家人认为这是医疗事故，准备上法庭告医院。梁秀龄挺身而出，对产妇的家人们说这是生产时神经损伤了，半年内就会恢复，结果一个月就恢复了。还有一次，一位患听神经瘤的年轻女患者手术过后面瘫了，上医院来要说法。这个手术的主刀医生写了一份详细的手术过程，梁秀龄看了之后认为手术中没有切断面神经，可能只是手术时被挤压了，耐心地向患者解释，并认为面部神经通过治疗能够慢慢恢复，果然三个月后就恢复正常了。

从零开始，挑战神经遗传病研究

1978年前，神经科的临床与教学工作质量都较高，在全国范围内能排到中上水平，但科研方面一直是一片空白。工作时经常会遇到一些患有疑难杂症的病人，因为没有相关的研究，医生们没办法做出很好的诊断，病人们也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非常痛苦。梁秀龄对此感到十分不忍。她认为只有了解发病机制，才能更好地作出诊断和治疗。为了能够使更多病人得到更好的救治，在保持神经科医疗和教学质量的同时，她下定决心做科研。

1981年，院内任命刘焯霖担任神经科主任，梁秀龄为副主任，兼任主治医生。虽然梁秀龄并没有想当领导的意愿，但成为副主任，无疑为她的科研事业增添了更多助力。当时，全国各大医学院神经科都有重点科研项目，比如上海二医大神经科对癫痫的研究很有成绩，但没有一间是以神经遗传病为重点研究项目的。经过仔细思考，她向刘焯霖主任建议将神经遗传病作为科研方向进行研究，将科研的目标定位在当时临床上较常见的两大神经遗传病上：一是“假肥大型肌营养不良（DMD）”，二是“肝豆状核变性”（Wilson病），打算从临床表现、生化、病理做起，来填补国内这方面的空白。她让刘焯霖先挑一个作为研究方向，刘焯霖选择了DMD，于是她就开始了肝豆状核变性的研究。

然而做科研谈何容易？一要人才，二要资金，当时的神经科可谓二者皆无。为了解决这两大问题，梁秀龄一边向院领导要求更多的研究生名额，一边竭尽所能申请科研基金，花费了大半个月日夜写基金申请，累得晕头转向，“眼泪水飙不停”。终于，她成功申请到两个最高的国家级科研基金，后来还陆续获得卫生部和国家教委基金、卫生部的“重大”科研基金等。

有了钱，还要有团队有知识。团队成员积极向其他科的老师们学习，经常跑去医学遗传学教研室，向杜传书教授、许延康教授以及其他老师学习医学遗传学的理论，还得到了当时北京友谊医院薛启蓂教授的热情支持。他们在全国先后举办了5次神经遗传病学习班，发表多篇有关神经遗传病的文章，编写神经遗传病学专著，出版的《神经遗传病学》是国内第一部关于神经遗传病的专著。经过这些努力，团队终于做出了成绩：“DUCHENNE型肌营养不良及其携带者心脏功能改变的综合研究”获得国家教委二等奖（1987年），《神经遗传病学》专著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1989年）。至此，中山一院神经科在全国范围内称得上是小有名气了。

1988年，梁秀龄团队攻克肝豆状核变性（以下简称“肝豆病”）的基因诊断，这项研究成果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部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肝豆状核变性是一种神经遗传病，虽然在其他国家较为罕见，但在我国属于常见病，多发于青少年。豆状核是脑内一个重要的、掌管锥体外系统活动的神经核团，该部位变性会导致锥体外系症状。以前对该病的研究还不深入时，医生们往往只想到要检查肝脏，却不知道要检查脑部。刚开始医生们将目光放在肝炎上，检查了许多次，结果往往显示阴性；后来检查铜蓝蛋白，查出数值异常，这才察觉到病人患上的是肝豆状核变性。如果早诊断、早治疗，肝豆状核变性基本可以得到控制；如果给予终生有规律的治疗，患者还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拥有正常人的寿命。但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或发生误诊，患者存活率就会很低，往往不是残废就是死亡。中山一院神经科现有肝豆患者1000余例，由于需终身服药，随着病情的改变，药量和种类也要有所变更，所以肝豆病患者大多数都与神经科长期保持联系。

梁秀龄和她的团队对肝豆状核变性的研究先从临床工作开始，再逐渐深入研究，现在已经可以对肝豆病进行基因诊断，同时开展预防工作。因为肝豆病是遗传性的，他们会通过遗传咨询，确定咨询者是否携带本病的杂合子，并进一步指导咨询者的婚配和生育，以减少新患儿的产生。有一次，一对从佛山来的夫妇带着儿子来就医，诊断出肝豆病，他们担心正在怀的第二胎是否也会患肝豆病。梁秀龄嘱咐他们分娩后将孩子带来做基因检测，结果显示第二个孩子是正常的。还有一个广州律师的小儿子检查出了肝豆病，他害怕自己的大儿子也患病，便带着大儿子前来接受基因检测，结果显示大儿子是“肝豆病的基因携带者”，本人不会发病，但以后结婚了，配偶最好也来做基因检测，以防万一。2000年，梁秀龄负责的“Wilson病的分子生物学研究”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为医院历年所获得科技成果奖的最高奖项，医院为她颁发30万元的奖金，数额创医院历史新高。

“Wilson病的分子生物学研究”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01）

除了肝豆病外，梁秀龄还研究其他的神经遗传病，如遗传性共济失调、腓骨肌萎缩症、发作性运动障碍、肌张力障碍等；还有神经系统变性病，如肌萎缩侧索硬化、多系统萎缩等。她曾为一个因重度肌肉无力和肌肉萎缩导致呼吸困难、只能依靠呼吸机的女中学生诊治，判断女孩患的是“脂质沉积性肌病Ⅱ型”，合理用药后，女孩病情得到改善，半个月后就可以离开呼吸机正常生活了。还有一个患频繁抽搐的13 岁初中男学生，其他医生判断男孩的病是“癫痫”，而梁秀龄经过仔细检查和问询，断定男孩得的是“发作性运动障碍”，为他开了一些简单药物，服药后患孩的病情有明显好转。

即使拥有无数成果与奖项，对于做出的成绩，梁秀龄也并没有居功，而是强调拥有一个好团队的重要性。她对神经科的未来充满希望：“总的来说，神经遗传病的研究非常艰巨，幸好我们有一个好团队。多年来这个团队积极努力工作，取得了优异成绩，发现了很多问题，也解决了很多问题，使得我们这个领域的研究不断进展，我们后继有人！”

“因为病人需要，我愿意做这个傻瓜”

据统计，全球大约有6000多种遗传病与神经系统有关，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罕见病。虽然有极少数神经遗传病可以诊治或改善症状，但至今仍有大量神经遗传病是医生们束手无策的。罹患这些遗传病的家庭成员既担心害怕，又痛苦无助，四处求医问药也不见好转，甚至有人走投无路求神拜佛，不少家庭因此破产、崩溃。梁秀龄做了60多年的神经科医生，医治过无数患者，深切感受到神经科的病人确实比其他科的病人难诊难治，但她没有放弃。很多人对她的坚持感到不解：“神经遗传病那么难，傻瓜才去研究呢。”她却说：“正因为难，因为病人需要，所以我们必须去研究，我愿意做这个傻瓜。”  

在漫长的医疗生涯中，她先后矫正了不少患者的误诊，也抢救了很多危重患者的生命，受到无数患者及家属的称赞。在他们心里，她是“救命恩人”“再生父母”，是“神经科的王牌医生”。她很开心，但没有在赞美中迷失自我，面对自身的不足和缺憾，她有着清醒的认识。行医六十余年，她遇到许多身患重症、无力回天的患者，每当他们因医治无效遗憾辞世，她都感到非常难过。更让她动容的是，有些病人家属不仅没有责怪她，还对她表示了理解和感谢。

梁秀龄和丈夫刘彬医生结婚照（1957）

六十年代初，梁秀龄在病房主管了一个患脑干肿瘤的6岁女孩。别说是当时，即便以现在的医学技术水平来说，脑干肿瘤也很难治疗。医生们只能给女孩对症治疗，终究治标不治本，女孩坚持了两个月就辞世了。大约过了两周后，女孩父母来到病房，送了两包白糖给梁秀龄，每包一斤，感谢梁秀龄对女儿的照顾。梁秀龄执意不要，女孩的父母却很坚持，这让她十分感动：“那时是国家经济最困难时期，这两包白糖有多大分量，饱含多大的感激！”

七十年代时，病房住进了一个神智不清、伴频繁癫痫发作的7岁男孩，那个时代既无CT更无MRI，技术有限，医生们无法做出诊断，孩子住院不到两周就死亡了。医生们想做尸体解剖查清病因，但谁都不敢向家属征求同意。最后还是梁秀龄壮着胆子对死者的父亲详细说了尸体解剖对医学的重要性，病孩父亲沉默了许久，最后回答说：“梁医生对我的儿子这么好，我答应解剖，但只能解剖头部。”解剖后才知道，原来病孩患的是一种罕见的恶性黑色素瘤，该瘤在颅内广泛转移，颅内蛛网膜已经变得像个血袋子一样，非常可怕。梁秀龄说：“这件事说明患孩家属已经对我信任到这种程度，我真的非常感动，感动到自己都很惭愧。”

梁秀龄受邀参加中山大学研究生毕业典礼并举权杖（2011）

作为一名神经科的医生，梁秀龄除了在工作上认真勤勉，还很重视理解病人，强调要设身处地为病人考虑，多点耐心。2004年的一个下午，她正在门诊为病人看病，突然有位中年男子闯了进来，指着她破口大骂：“你是怎么看病的！怎么等了这么久还没轮到我？”当时和她一起看病的几个研究生很愤怒，梁秀龄制止了他们，并把病人请进来，仔细为病人看病，耐心地听他自述病史，给他做体检。最后患者很满意，道谢后就离开了诊室。事后她对研究生们说：“这首先是我们不对，他挂的是下午3点钟的号，等到4点还轮不到他看病，病人一定很着急。而且这是一个疑诊‘肝豆’的患者，他曾到几所医院看病，没有一所医院给他一个明确的诊断，他很焦虑，再加上肝豆患者本身的精神症状，还有可能伤人呢！”

她特别感谢来找自己看病的病人。在她看来，病人选择你诊病，肯把心里话告诉你，肯把自己的身体让你检查，说明病人尊重你、信任你，把自己的身体托付给你，把自己的隐私告诉你。“他们选择我给他们治病，是对我的信赖和依靠。他们给了我很多学习机会，他们的痛苦和不幸鞭策着我努力学习新知识、新技术，促使我不断努力追求以优良的医德医风诊治每一个病人。我们医生从事的是这样崇高伟大的职业，所以必须有高尚的医德，有了高尚的医德，自然就发自内心努力学习和工作，逐渐就会有好医术了。当然我本人距离这个标准还差得很远，但这是我有生之年继续努力的目标。”

从1950年考入中山医学院，1955年进入神经科，到如今仍作为名优专家在神经科工作，梁秀龄从医近七十年，一直在一线临床、科研、教育岗位上发光发热，在自身成长的同时推动神经科与神经病学的发展。她深深感激中山医的一切，始终对自己的职业饱含敬畏，对自己的专业充满热情，对自己的病人怀抱感恩。如果身体允许，她希望自己能救治更多为病所困的患者，也继续为神经病学发展作出贡献。这正是她的幸福来源与追求所在。

“百位老专家杏林往事”专栏

总策划：肖海鹏、骆腾

主编：彭福祥、杜丽红

来源：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