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史】广东红色美术百年：图辟新境 笔墨当随时代 艺以载道 坚守人民立场

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羊城晚报社 联合主办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朱绍杰 通讯员 唐盛

近代以来，广东涌现众多美术名家名作，以新兴木刻运动、左翼文艺、革命美术、红色经典等为代表的美术现场层出不穷，其中更离不开岭南美术家的笔耕。他们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艺术立场，积极推进自己的艺术取向、艺术风格与社会现实关联。

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东美术界在中国革命的每一个重要历史时刻都勇立潮头、奋楫争先。广东美术工作者以笔墨丹青追魂摄魄，坚守人民立场、记录百年巨变，留下了一大批经典之作：

如中国木刻版画先驱黄新波、李桦，面对时代的风浪挥动刻刀；广美首任院长胡一川，以作品《开镣》开启了广东红色美术乃至新中国主题创作油画的先河；潘鹤的《艰苦岁月》，深刻展现革命战士坚强奋斗的精神面貌；在广州、香港两地进步美术工作者组织下，爱群大厦上挂起了30米高的毛主席巨幅画像《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胡一川：开新中国主题创作油画先河

在广州美术学院昌岗校区的西南角，有一座两层红墙旧宅。自1958年随中南美专迁至广州后，长期担任院长的胡一川就住在这栋小楼里。如今，故居内部完整保留了所有家具陈设，并保持着胡一川生前使用过的原貌。居所一楼的书桌和墙面上陈列着相关文献和作品，呈现着胡一川的艺术实践与思想。

近年来，这里成为每一届广美新生入学后参观的第一站。诚如广州美术学院党委书记谢昌晶所言，胡一川的一生几乎贯穿了整个20世纪：“他的人生经历与国家民族紧密相连。他的传奇人生、革命经历、经典作品，包括其故居、文物都是广州美术学院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赓续红色基因的宝贵资源。”

2021年9月24日，“时代先锋的现场——胡一川艺术与文献展”在广州美院美术馆开幕，胡一川转型之作——油画《开镣》原作首度在广州展出。胡一川的女儿胡珊妮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开镣》就是解放，打破旧的枷锁，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胡一川将脑海里形成的画面兴奋地付诸行动。”

据胡珊妮介绍，当时，《开镣》还没完全画完，就被时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发现，当即被推荐参加在故宫举办的第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艺术博览会展览。据当时的展览工作人员戴泽回忆，《开镣》在苏联巡展时，苏联美协主席巴伏洛夫在苏联文学报发表文章，其中说：“在许多画中间，令人不能忘记的一张是胡一川的《开镣》……这张画中包含着高深象征意义。”

胡一川《开镣》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供图

1950年，《开镣》先到东欧巡展，后来被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收留，现在在国家博物馆大厅展示，成为中国革命历史题材油画中最早的一幅作品。有评论认为：“虽然当年还没完全画完，也不同于照片似的人物画或苏联的写实派，但是它生动、感人、深刻，让人联想到个人的苦难经历和国家的解放。”

胡珊妮告诉记者，鲁迅先生的左翼文艺思想是胡一川一生的思想指引。胡一川学油画出身，但因为革命需要，他首先为人所熟知的是那些脍炙人口的黑白木刻。20世纪40年代末，随着战事的推进以及条件的逐步改善，他开始创作与革命建设密切相关的主题性油画。

新中国成立后，胡一川的创作便主要转向了油画。在广州美术学院任职期间，胡一川带头临摹苏联油画作品，为广东美术开拓了新的道路。主题性油画创作几乎绵延贯穿了他之后的个人创作历程，这当中同样不乏让人印象深刻的大型历史画创作，如《挖地道》《前夜》等。这些作品造型坚实敦厚，光影营造突出，具有极强的个人特色，同时又和自身的生命经历密切相关，有一种质朴感人的力量。

关山月：深入生活为祖国人民造像

在胡一川故居对面，一栋20余层的新式高楼拔地而起。而在这座现代建筑的一楼大堂里，却完整保留着一座与胡一川故居类似的旧宅，门牌上书：关山月故居。关山月，这位在岭南画坛地位举足轻重的一代宗师，作为本地美术创作者的代表，与胡一川这位“外来”艺术家遥相对望，而又“殊途同归”。

2021年6月至11月，深圳关山月美术馆展出“与人民同行：1949年前后的关山月”。据关山月自述，他在1948年就开始积极参与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用自己的画笔描绘饥民的悲惨生活。1949年，关山月在香港参加由中共香港文委领导的人间画会。其间，他初读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创作观念发生转变，他努力描绘人民大众，用连环画的“民族形式”创作革命题材，并撰文号召：“画友们，醒来吧！”

1949年春，关山月得到来自北平的邀请，作为代表参加第一届文代会，因交通阻断未能成行。随后的文代会美展，包括关山月画作在内的香港美术家作品由张漾兮带去北平参展。1949年7月2日，第一届文代会“艺术作品展览会”在北京艺专开幕，7月16日闭幕。此即为史载的“第一届全国美展”。第一届文代会及其美展是人民的新政权对于全国文艺的重要检阅，入选的作品对时代创作具有示范作用。

据资料显示，当时美术组经过了多次讨论和研究，确定了具体的评选标准和评选方法。首先，着重强调思想内容的重要性，“必须站在人民的立场来反映现实生活和人民革命斗争”；其次，在创作风格上，“必须是广大人民所理解的写实的作风”，“凡表现形式不能明确地传达内容，或专从形式出发的作品，即使它采取了现实的题材，也不入选”。

关山月《新开发的公路》 深圳关山月美术馆供图

最终，展览共展出入选美术作品1905件。关山月的《重庆东水门》《享堂峡水之流》《纺织》《春耕》《塔峰（尔）寺庙会》入选，是少数国画家中参展作品较多的。有研究者认为，关山月作为南方代表受邀参会并参展，也由此确立了其国画改造的标杆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美术家们响应号召，为人民画像。关山月在这段时间参加土改、深入生活，加入了时代的洪流并完成了自我改造。由此，他创作了一批渔民、水产工人、妇女干部、海军的肖像，这些肖像体现了艺术家对于党的文艺政策的深刻领悟与发自内心的认同。在关山月其后的创作中，可见众多相关题材，如革命历史事件，工农兵形象，农村土改的新景象，新建的公路、大桥等新时代事物。

关山月在1949年的《祝华南文代会议》一文中慷慨陈词：“我们是可以完成我们这一代的文学艺术知识分子的历史任务，可以做出为人民所喜爱并能教育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犹如“翻”动了人生的新篇章，关山月“翻”掉的是“缺点”与“包袱”，开启的是他们那一代艺术家为人民服务的“历史任务”。1956年，关山月在老友李国平的鼓励和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迎来了人生与艺术生涯的新篇章。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常务副馆长胡斌认为，胡一川和关山月都是来自广美的党员美术家：“尽管两位艺术家的艺术背景不同，创作类型也不同，但是在20世纪中国都承担起重要的社会责任。他们以人民为中心，对党的性质和文艺思想有深刻认识，积极推进自己的艺术取向、风格、题材与社会现实、社会责任的关联，最终成为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代大家。”

林墉：国画画面形成强烈红色旋流

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全国美术界盛行“红光亮、高大全”的绘画风格时，广东美术却独辟蹊径，用充满生活气息、清新自然的艺术语言来反映时代主题。广东画院院长林蓝提到，当时涌现出了汤小铭、林墉、陈衍宁、伍启中等代表性画家，形成了广东画坛“四大金刚”和美术创作的“广东方阵”。经典之作一经面世，即进入国家公共收藏序列，成为集体历史记忆。

1969年2月，广东成立农民运动讲习所（即星火燎原馆）建设领导小组和办公室，选调一批优秀青年美术工作者参加美术创作，催生了一批有巨大影响的革命历史题材美术作品。林墉创作的《好得很——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下简称“《好得很》”）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1927年初，毛泽东同志历时32天亲自走访湖南湘潭等五县考察，最终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针对当时某种说农民运动“糟得很”的论调，毛泽东强调农民运动“好得很”，“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1970年，毕业不久的林墉来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历史画创作组。为了还原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情景，林墉借来了原著，边读边画。当时他年仅27岁，对每一幅创作都投入了极大激情。

林墉《好得很》 受访者供图

《好得很》的构图以站立在湖南乡村中心高台上的毛泽东为画面中心，身旁簇拥着身背大刀的农会主席和手挽铜锣的青年农友们。农会旗帜在台上高高飘扬，背面悬挂着某某乡农民协会的牌匾，台下四周有序分布着农会会员。人物造型大趋势由上而下、由右向左，围绕着画面中心形成一股强有力的旋流，向心式的构图有力地突出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据作者自述，当时他每一次渲染都用了不同的红——第一次用朱膘，第二次用大红，第三次用朱砂，第四次用洋红，接着再用多种红色多层渲染，使这红色在多年后仍长保新鲜红艳。画面中，他有意依托红旗、红绸等遥相呼应的剧烈动势，让这红色在画面中错落分布，整个画面形成一股强劲的红色旋流，迥异于以往国画的色彩表现，极具视觉冲击力。

《好得很》让林墉在画坛声名鹊起。此后五六年间，林墉几乎每年都有佳作。时隔多年，每次回忆当年创作的巨画，林墉依然思绪万千、难掩激情：“我每一次看我画的历史画，都会激动，想哭。”

【访谈】

胡斌（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常务副馆长）

“传统”与“红色” 在广东紧密结合

羊城晚报：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新兴木刻运动90周年。新兴木刻运动是红色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广东人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胡斌：新兴木刻运动虽然兴起于上海，但参与其间的青年木刻家大多是广东人。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擅长木刻的，广东较多”。在1930年代初期，不少广东籍青年学生到上海求学，如罗清祯、陈铁耕、何白涛、张望、陈烟桥、黄新波等，尤以粤东为盛。

在国民党政府“白色恐怖”的气氛压迫下，沪上木刻的发展空间受限，木刻的种子遂传播到全国各地，不少粤东木刻家返回家乡发展本土的木刻艺术；而广州进步文化界得风气之先，以李桦的现代版画会为中心，掀起了新的木刻浪潮。1934年，李桦在广州市立美术学校成立现代版画会，加入该会的有其学生唐英伟、赖少其等27人，有力地推动了新兴木刻运动的发展。

抗战时期，广东依旧是木刻运动较为活跃的地区。1938年广州沦陷后，省会北撤曲江，黄新波、刘仑、蔡迪支等先后聚集曲江，曲江成为战时广东版画中心。同年，唐英伟赴香港推动木刻运动，香港的木刻运动亦逐渐蓬勃起来。

羊城晚报：与其他地区相比，广东近现代红色美术创作在题材、形式上有怎样的特点？

胡斌：可能长时段来说有点难概括，我就比较小的阶段谈一下。比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广东画家在主题性创作上获得成功，在全国形成了某种“广东现象”。画家们首先要深刻领会时代情境和艺术上的重要取向，比如，对于工农兵、对于领袖以及英雄的塑造是当时的核心要求，表现手法则是富有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还有，当时社会话语中所提倡的重要事物和现象无疑是需要去捕捉的题材；再一个，要真正深入生活，捕捉到有意思的细节，并结合区域特点将其传达出来。

僵化的、模式化的主题性创作是很难打动人的。在总的要求下，一定要体现出某种独特性，才能为人所广泛关注。比如，当时不少广东画家都采用“逆光”手法，以体现阳光充沛的丰富色彩和人物的鲜明轮廓。再就是，广东地处对外交流的重要位置，当时能够适当地将某些新的因素引入到画面。

在捕捉时代主潮的同时，体现出某种鲜活生动的人物细节以及独特的区域面貌，这是当时广东主题性创作成功的原因，对于我们当下主题性创作仍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羊城晚报：岭南画坛在近代有着不可忽视的传统，如何评价“传统”与“红色”在广东的结合？

胡斌：纯粹的传统水墨程式对应的是古代的山水和人物，全盘照搬肯定很难表达现实生活和主题性题材。而岭南画派重视写生，也吸收了很多西方的造型方法和表现手法，对于表现社会现实题材比较有办法，但它也注重从传统中吸收养料。

如果纯粹使用西方造型和表现手法，水墨会缺乏某种精神底蕴和笔墨意趣。我们可以看到，在表现重大历史和社会现实题材时，岭南画坛很好地将中西两者结合起来，既体现了造型的准确严谨，又具有笔墨的生动性，这是在不断的探索中取得的成果。

【延伸】

广东雕塑家铸造时代精神

潘鹤的雕塑作品《艰苦岁月》以海南岛琼崖游击队为题材，通过老战士吹笛子、小战士依偎在身旁倾听的造型，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国人。1988年人教版小学《语文》第6册课文《在艰苦的岁月里》就取材于此。1956年，潘鹤受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委托，为建军30周年美术作品展创作了这件军事题材雕塑。

以潘鹤代表的广东雕塑家，自觉地以雕塑艺术为国家、社会和时代服务。写实性的语言是当年雕塑艺术的主流，而广东雕塑家却在实践和探索中形成独特面貌，坐落于越秀山上的雕塑《五羊石像》就以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独步一时。

由此，广东雕塑家的诸多革命历史题材雕塑，已从架上作品发展成为民族精神与城市文化的符号象征：从《艰苦岁月》《橘子洲头青年毛泽东雕像》，到烈士陵园的《广州起义纪念碑》……这展现出岭南的核心精神与文化气质，也满载着市民伴随城市成长的集体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