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史】创办近30所书院 明代先贤湛若水树起岭南儒学旗帜

莲花书院遗址俯视图，可分明地看到五层平台结构

阐扬白沙 心学自兹广大

比肩阳明 文教从此恢弘

文/图 金羊网记者 邓琼

最新挖掘出书院遗址

增城西部的最高峰南香山腹地，沿一段尚未完全开发的盘山路，逶迤行至东南麓的半山腰，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最新挖掘出的一座古代书院遗址豁然在目。

此地林泉静谧，鸟鸣山幽，真是读书的好环境。可回望来路，今人都感觉崎岖，实在难以想象，近五百年前，年逾古稀的岭南先贤湛若水是如何率领门徒在此建起了这座莲花书院。

考古队员为之欢呼，这是整个岭南地区保存最好的明代书院遗址，布局严整而考究。稍作清理，即可见五层平台依山而建，中轴线上的台阶将门楼、诸生馆、讲堂、正堂与偏堂彼此相连。特别是讲堂所在的第四层，还散布若干雕花精到的红砂岩柱础，由此感应古人崇文办学的诚心，格外牵动视线。

教育史的学者们更是惊喜，因为在湛若水所创办的近三十所书院中，这是目前唯一经过考古发掘出来的，与他的著述、诗作、地方志等完全吻合，文物互证，是明代岭南文教兴盛的重要遗存。

与王阳明平分天下讲席

学者们考证，由湛若水直接创立的书院有近30所，若再加上弟子门人为他而建且他曾去讲学的，总计超过35所，广东地区就有22所。湛若水生活的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号称广东书院极盛时期，新建了86所，而他一人撑起的书院就占到四分之一。有明一代，广东书院数量后来居上，仅次于江西、浙江而跃至全国第三，首开岭南教育的勃兴局面。作为心学集大成者、教育家的湛若水，地位超拔。

目前已清理的莲花书院出土遗物中，有一件刻有“乙巳春泉翁书（書）”的红砂岩残碑极为珍贵。湛若水号甘泉，碑书上的“泉翁”就是指他。结合其生平，可确定“乙巳”年为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这一年湛若水已经八十高龄，这所历经三年多建设才于1540年开课的书院，是他晚年在家乡兴办的规模最大的书院。

湛若水之醉心教育，几乎到了“无处不授徒，无日不讲学，从游者殆遍天下”的地步，除了在岭南地区广布心学，他还将讲坛设到足迹所及的南京、扬州、徽州、衡阳等南北各地，全国学子慕名追随从学的多达3900余人。在那样一个交通不便、通讯不畅的时代，一位来自遥远岭南的名师，却拥有何等惊人的影响力传播力。

明代是心学登上儒家讲坛并撼动程朱理学正统的时期，湛若水与另一位心学代表人物王阳明（即王守仁）一见定交、相与同道，二人既意气相投又各自阐发不辍，一时形成“广宗”“浙宗”，平分天下讲席，《明史》中都记载下了“天下言学者,不归王守仁,则归湛若水”的盛况。

古稀之年开始办学讲学

湛若水虽遵循的是传统士子读书、仕进、为官、授业的轨迹，但他的心学修为、高寿以及对书院教育的极端热衷，又带来了许多传奇性。

29岁时，湛若水成为岭南心学开创者陈献章的门生，从此“宗自然”、讲“静坐”，三年后悟出了“随处体认天理”，深得老师嘉许，终以学术衣钵——江门钓台见赠，被认定为白沙心学的正宗传人。39岁时，他才北上继续科考，中了进士，结果一路为官，历任南京吏、礼、兵三部尚书，一直到75岁才得致仕（退休）。

哪怕在今天，年逾古稀都应是休养生息之时了，四百多年前的湛若水却迎来了他一生中最纯粹、繁忙的办学和讲学时期，他在广州、惠州、衡山、南京等地新建的书院就有十五六家。湛若水有一首《四居吟》“罗浮春花发，西樵夏木蕃。天关秋水清，甘泉冬背寒”，描述自己晚年春居罗浮山朱明书院、夏至西樵山大科书院、秋来广州天关书院、冬住增城甘泉书院的讲学生活。旁人或以为惬意闲适，细作思量，辛苦奔忙的师道热肠也历历在目。

这样的忙碌，或许也正激发了湛若水异乎寻常的生命活力。他以如此高龄，还数度远赴韶州、衡山，沿途讲学，直到95岁谢世前半月，还在广州的禺山精舍讲堂问学……

老广州人会记得，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广州东风东路与法政路交汇之处，还有一条天关里，后来因马路扩建而消失。此处就是天关书院所在的位置，与湛若水致仕后所修的宅邸湛家园相邻。当年这所书院吸引了数位年越七旬、八旬、乃至百岁的老者前来，拜在湛氏门下。一时间，师生弟子皓首相聚研学，传为儒林美谈，这段著名的“天关六皓”佳话，被屈大均录入《广东新语》，流芳后世。

“乙巳春泉翁书（書）”残碑

突出人在教育中主体地位

在增城莲花书院遗址的讲堂外，还保留着几处表面光滑的大石头，隐隐刻有“大坐石”“小坐石”“鼓石”等字样，学子静坐遐思的意趣尽在其中。

今日站在书院平台四下望去，已看不出有良田环绕的迹象。当年在如此远离市声之处营建书院，实在耗费甚巨，以至于湛若水有过“一二十年俸入之囊罄於此”的记录。后来他又设法说服县官，准许开垦书院四周十多顷无主荒地以作“赡田”“义田”之用。经过数年耕耘，“馆谷”收入越来越多，除了用于资助学生外，还修建院舍、改善排水系统，以应对日益增加的办学规模。而这在湛若水所办的那么多书院当中，绝非个案。

湛氏门下为何有那么大的吸引力？程朱理学在明中叶之后已流于僵化，以“自然为宗”“体认于心”的心学，就带来了极大的思想解放。湛若水和他的老师一样，为书院学生们选择了鸢飞鱼跃、优游山水的学习环境，但他在白沙先生“静中养出端倪”的学说基础上，生发出“随处体认天理”“动静一体”“学心而已”等主张，突出了人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又为士人践行心学提供了许多“可下手之处”。

何为“随处”？湛若水解为“随心、随意、随身、随家、随国、随天下”，进而他将书院的学习生活，以及师生、家人、主仆之间的相处也视作“随处”，将日常生活中对兵农、钱谷、水利等“实业”的学习也视作“随处”，将科举应考的举业也视作“随处”……他教育学生“养心”“应事持敬”“事上磨练”，从中体认天理。这极大地缩短了“心学”与普通民众、教育与人生的距离，因为天理就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要靠随处存养和扩充人的善端去获得。

广东书院自此立学术标向

还有一个颇具意味的现象。由于古代广东学术起步较晚，宋元时期广东书院被尊奉祭祀的多为岭北学术精英，如韩愈、苏轼、周敦颐等。这说明当时广东本土学术尚未形成气候，广东书院的文化个性尚不足以与岭北地区相抗衡。直到湛若水大办书院、且每以祭祀白沙先生为己任，弘扬心学，局面才发生了显著改变。

从尊祀白沙先生开始，明代广东书院的祭祀对象有了根本转向，邱濬、湛若水、霍韬、方献夫、庞嵩、黄佐、海瑞等广东本土的精英逐渐成为地方上书院祭祀的主要对象。自此，广东书院才真正开始拥有本土的学术大师所主导的书院祭祀系统和学术标向，这也呼应了明代岭南文教崛起的社会变化。

延伸

陈白沙： 从祀孔庙岭南一人

从祀孔庙是古代社会朝廷正统对于真儒的至高肯定，意味着对其学术成就、儒家修养以及个人道德的全面弘扬。自古以来，岭南得以从祀孔庙的只有明代陈献章一人。

陈献章（1428—1500），明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和诗人。他因长居广东江门白沙村读书、讲学，史称白沙先生或陈白沙。陈献章少时曾师从江西理学家吴与弼，后因“未知入处”而返乡。他在家乡筑春阳台闭门读书，静坐十年，终于悟出“静养端倪”“自得之学”，完成“作圣之功”，开创白沙心学，打破了程朱理学的独尊地位。自此明代学术“始入精微”（黄宗羲语），并传递出思想解放的清新学风。

1483年，明宪宗下诏请他入京，途经广州时，白沙先生乘坐官府依照古礼所配备的“公车”，从城北往城南巡行，引得成千上万羊城百姓围观，盛况无两。

从38岁开始，白沙先生在家乡设馆讲学。他强调“为道当求诸心”，领着前来追随读书的弟子们优游山水、吟风弄月，追求“鸢飞鱼跃”的诗教悟道之境，以“学贵自得”“学贵知疑”为核心，开创了岭南第一个成熟的学术派别“江门学派”。后来，随着弟子湛若水、张诩、梁储、林光等人仕途精进，同时持续讲学、广办书院，白沙心学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不仅深深浸润了直至清代岭南士子的学术风尚和行为方式，而且促使“岭学”首次登上中国儒家文化舞台的中心。1584年，陈献章与王阳明一同入祀孔庙。在此前后，出现了岭南书院教化大兴、粤籍士大夫群体形成、地域儒学先导进入主流正统等一系列新气象，广东已不再是贬谪蛮荒之地的代名词。

访谈

陈献章湛若水 堪称广东 最早教育家

王建军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羊城晚报：湛若水在学术上主要继承了老师陈白沙的心学理论，在书院教育、岭南学术推广普及方面做出了很突出的贡献，可说是开明代岭南教化的标志性人物，在全国也享有盛誉。他凭借的是什么？

王建军：可以说，开启岭南儒学学统的是陈献章，但树起岭南地域儒学旗帜的却是湛若水。湛若水之办书院，以“祀白沙”为号召，成就却超越了陈献章的教学传统。在此，湛若水做了几件重要的工作：一是诠宗旨，他修订了陈献章的“静中养出端倪”之旨，提出了“随处体认天理”新宗旨；二是构书院，使得陈献章心学有了固定的教学传播场所；三是立祠祀，使得陈献章心学成为书院教学的制度性知识资源；四是定规制，湛若水颁定《二业合一训》《大科训规》《大科书堂训》《求放心篇》《心性图说》等规制性的条例，明确详实地规定了书院学生的为学旨趣、修习课程、尊卑礼仪、作息制度等一系列思想与行为的准则，使讲究自然自得、质朴自由的陈献章心学得以纳入书院式的教学组织之中，完成其与传统书院教学的接轨。

总之，湛若水的教育思想在继承与发展陈献章学说的基础上，以“随处体认天理”为一代讲坛宗旨，与王守仁半分天下，掀起了明代讲学风潮，影响了明代中后期上百年之学风。特别是对推动广东地区的书院讲学影响更为深远，使白沙、甘泉学统得以扎根于岭南地域，成为广东地域儒学研究开始走向独立成熟的一面旗帜，也标志着广东书院走上了自主成熟的发展阶段。

羊城晚报：湛若水在书院管理方面的思想和做法，您认为最有价值的地方在哪里？

王建军：湛若水在书院管理方面最有价值的地方，是将理论学习与修身实践通过制度管理得到了有机结合。湛若水订有《大科训规》和《大科书堂训》，就把“随处体认天理”的内蕴整合进入了制度化的教学安排之中，在学生的书院生活中寻找“下手用功处”，并且强调一个“敬”字，应事持敬。可见，湛若水将高深玄妙的心性之学，置放于学生的生活世界中，这种书院管理理念在中国书院管理制度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但是，由于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湛若水书院管理思想的意义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古代史学界大凡谈到书院制度，都以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为标杆，这里面有传统教育价值取向的问题。湛若水所强调的“随处”，基本都是民众生活、劳作的内容，就与传统教育价值观念的“重道轻器”“重本轻末”相背离，所以得不到明、清两朝学术正统的重视，当代学术界也有所忽视。

羊城晚报：如何评价湛若水与陈献章在教育史上的地位？

王建军：陈献章、湛若水在广东教育史上是开风气的人物。明代之前，广东还没有称得上“教育家”的人物。在明代，他们两人的教育成就不仅在广东最有影响，而且影响到全国，为岭南儒学的崛起和明代广东教育的提振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