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的极致是湖州——以赵孟頫为中心

一篇网文《苏州，凭什么是江南的极致》，激起我的想象：是呀，凭什么呢？文章给出的答案是：江南六大古镇，苏州有三——周庄、同里、甪直；江南四大名园，苏州有二——拙政园、留园；江南四大才子，全是苏州人！

赵孟頫《自写小像》，绢本设色，24×23cm，元

然而，仅仅如此，还是让人生疑？明代郎瑛《七修类稿》载：“上说天堂，下说苏杭。”清人厉鄂《宋诗纪事》也说，“苏湖熟，天下足。”仅这两处记载，就又多出了两个地方，杭州与湖州。苏州、杭州与湖州，如果非要说哪个地方更极致，恐怕要看哪些方面以及它所处的历史时期。明代邱濬 《大学衍义补 》记录说，“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道)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南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 相比之下，这段记在韩愈名下、关于江南的评论相对公允。因为他谈的不是“极值”而是“约数”。基于此，当我从书画史角度谈论所谓的“江南极致”时，比如那句著名的“中国书画史，一半在湖州”，也当如是观。

赵孟頫《鹊华秋色图》局部，纸本水墨设色，28.4×90.2cm，元

说起湖州，尤其是绘画史上的湖州，若从画派角度言，第一位当然是人称文湖州的文同以及以他为鼻祖的“湖州竹派”。但是，元丰二年（1078），被任命知湖州的文同并未到达湖州，而是元丰三年（1079），在去湖州赴任的路上，病逝于河南陈州。

“知湖州”的“知”字，是“管理”的意思。文同虽然在正式到任前已经病逝，但因为他最后的官职是“知湖州”，后人也就依例称其为“文湖州”。文同善于画竹，尤擅墨竹。文湖州之后，湖州一地也因此有了“湖州竹派”。由文湖州而来的“湖州竹派”，有苏轼、米芾以及随后以赵孟頫为首的赵氏一门——赵孟頫之外，其妻管道升，子赵雍、赵奕，孙赵彦俊以及外孙王蒙等诸多学子，都是一时之选。

赵孟頫《鹊华秋色图》局部，纸本水墨设色，28.4×90.2cm，元

不仅如此，赵孟頫与钱选、王子中、牟应龙、肖子中、陈天逸、陈仲信、姚式等组成的“吴兴八俊”，也令人刮目相看。然而，眼光放远，湖州一地的人文渊薮还不止于此。晋代王羲之和儿子王献之，王珣及其孙子王僧虔均曾做过湖州太守。王羲之七世孙，隋代的智永和尚，还在湖州永欣寺抄写了千本《千字文》，弘扬家学。唐代颜真卿做过湖州刺史，他关于湖州水灾的信札《湖州帖》流传至今。苏轼之外，米芾也在湖州留下了经典名作《苕溪帖》《蜀素帖》。再往前推，三国时，确定人物画“曹衣出水”标杆的画家曹不兴是湖州人；南北朝时，活在“画龙点睛”典故中的画家张僧繇，都是湖州人。除此之外，沈约、姚察、姚思廉、陆羽、孟郊、皎然、钱起、张志和、李昪、李煜、张先、燕文贵、姜夔、沈万三、凌蒙初、潘季驯、朱国桢、沈铨、吴昌硕、俞樾、俞平伯、钱玄同、戴季陶、陈其美、张静江、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胡宗南、钱壮飞、钱三强、北岛等，都出生在湖州或长期客居湖州。如此庞大的人文阵容，常常让人莫名其妙，湖州为什么这么强？

赵孟頫《元赵文敏公像》局部，63.8×30.8cm，元

统计学意义上的数字罗列，当然能帮助我们理出文脉，但它不能从人文地理学角度给出解释。如果从人文地理学角度看，不难发现，湖州的东北方向是太湖。风水上的一个规律是，某地东北方位一旦有大水，其中国文化符号明显，人文学科方面，尤其是琴棋书画方面特别发达。从这个特点考察杭州、苏州、湖州甚至松江府，不难发现，苏州、杭州、湖州、松江的东北方位都有大水。排除松江一地崛起较晚的因素，仅说苏州、杭州、湖州三地，湖州东北方位的水量最大。苏州东北是长江，杭州东北是钱塘江，这两条江的水量不可谓不大，但比之太湖的汪洋无际，还是略逊一筹。苏州与湖州，虽然都和太湖比邻而居，但太湖在苏州的西边和西南方位，而不是东北位置，苏州也因此逊了一筹。

赵孟頫《幽篁戴胜图》，绢本设色，25.4×36.2cm，元

风水上的讲究是，东北有水，利于传承。苏州、杭州、湖州甚至后起的松江，于书画一脉，都是传承有序。三地之中，传承之深之广之久远，当以湖州为最。这是湖州“地利”方面的优势。优势固然重要，但最后的决定因素还是“人”，这就回到了赵孟頫于江南乃至中国书画史的灵魂地位。

在总结赵孟頫之于中国书画史的灵魂地位之前，我必须从文化符号意义上凸出湖州在地利因素上优于苏州与杭州的另一个显著代表即湖笔。

赵孟頫《人骑图》，纸本设色，30×52cm，元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湖笔的发明与生产，为湖州一地的书画传承与发展，贡献了不可小觑的力量。当然，苏州也有周虎臣笔庄，但周虎臣笔庄是周虎臣的女婿傅善堂在清代康熙年间由江西迁入苏州的。而且，周虎臣笔在制作工艺上学习的对象也是湖笔。换句话说，在苏州光大的周虎臣笔，受了湖州善琏湖笔的影响。

这种来自工具意义上的优越，是近水楼台的“地利”。因为湖州特有的湖羊，为湖笔的生产提供了优质材料。然而前文说过，地利之外，更有说服力的还是人的因素，这就关乎赵孟頫了。

赵孟頫《草书千字文》，纸本草书，24.1×240.6cm，元

文同、苏轼等人开创的“湖州竹派”固然源远流长，但真正全面奠定中国绘画史地位的是赵孟頫，而非“竹派”。尽管赵孟頫也可列在“湖州竹派”的谱系内，但“竹派”对绘画本体的贡献尚嫌单一。赵孟頫就不同了。他当然能画“竹派”之竹，但作为绘画符号的“竹”，在赵孟頫的绘画体系里，只是其众多绘画符号之一种，而非全部。作为画家，赵孟頫同时在书法、人物、山水、花鸟等众多科目中取得的宗师级成就，只能让人望其项背。基于此，我愿意称赵孟頫为江南乃至整个中国书画史的灵魂级人物。因为湖州赵孟頫的存在，中国书画史的发展可以分为赵孟頫之前与赵孟頫之后两个阶段来考察。自赵孟頫始，中国书画史第一次出现了在人物、山水、花鸟、马兽等多个画科皆有突出贡献的艺术家。文人画与画工画，在湖州赵孟頫那里合二为一。

赵孟頫《致宗元总管札》，水墨纸本，29.7×27.8cm，元

学界公认赵孟頫的历史贡献大致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提出“贵有古意”的主张，扭转了南宋以来古风渐湮的画坛颓势，使绘画从工艳琐细之风转向质朴自然；第二，提出“以云山为师”的口号，强调写实与写生的功夫，纠正“墨戏”的轻浮。清代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一说，源于赵孟頫；第三，提出“书画本来同”的口号，以书入画；第四，提出“不假丹青笔，何以写远愁”的口号，以画写意，寄意深远；第五，赵孟頫是开元四家门户的大宗师。元四家中，王蒙是其外孙，黄公望和倪瓒也都学习他的绘画。

管道升《烟雨丛竹图》局部，纸本水墨，23.1×113.7cm，元 

此外，由于特定的历史变革，赵孟頫还是我所知道的中国书画史上的第一个与少数民族画家搞好关系的画家，比如他和高克恭、康里巎巎等人的交好。

湖州古称吴兴，赵孟頫也被人称为赵吴兴。而苏州古称吴，吴都、吴中、东吴、吴门。苏州的“吴”，与湖州的“吴兴”究竟有无深层次的关联？我没有深入考证。但同饮一湖水的吴兴与吴门肯定有我所不知的关联。

赵孟頫《水村图》卷，纸本水墨，24.9×120.5cm，元

湖州与苏州甚至包括杭州，仅仅由于它们和太湖不同的地理方位，而有了“地利”意义上的不同风水。这风水又决定了湖州一地在江南书画史上的极致地位。因此，仅就中国书画史来说，我更愿意称湖州是苏州乃至江南的极致。因为明代苏州府出现的吴门画派、松江府出现的松江画派，都与湖州一地渊源颇深。

赵孟頫《秀石疏林图》局部，纸本墨笔，27.5×62.8cm，元

宋末元初的戴表元说，“行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回头再看戴表元的这句诗，其意深焉。

202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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